1923年3月，南方已有了早春的迹象，但在东北大地上，依然是冰雪覆盖、寒风凛冽。
就在这样的恶劣的气候下，由中国国防军东北军区司令长官周羽上将担任总指挥的“东特演”（国防军东北军区特别大演习的简称）却徐徐拉开了帷幕。
在欧战结束、北方战争胜利凯旋以后，外界曾普遍认为中国国防军将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缩期。最初的迹象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数以万计的国防军官兵脱下军装复员，这些解甲归田的老兵有些回家乡当了公务员——警察、体育教师是人数最多的领域，有些则远赴边疆垦荒——按照《军人优待条例》，军人在服役满3年以后，可以获得50亩土地，服役时间每延长一年，可额外增加5亩，以100亩为上限。100亩地一般是没人拿得到的，因为国防军自辛亥革命以来满打满算也就是13年的时间，假设真有服役满13年的士兵，哪怕刚进去时是最最低级的大头兵，13年下来如果还呆在军队里，起码也是连营长一级了，早就成了职业军官，是舍不得离开部队的。
但是，这种收缩期只是假象，随着《军人优待条例》的正式颁布执行，特别是北疆土地被切实分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几万人退伍的背后，是几十万新增报名参军的人数，各处都是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现在不用动员，谁都知道当兵的好处了——要么是吃皇粮的公务员，要么能拿到免费的土地分配。
这些土地只要耕作满5年，就可以转为个人财产并可以转让或继承，如果一直是原领取者（及其家庭）耕种，则额外可以多享受3免7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享受优待的条件，他们必须承担组织当地垦荒农户农闲时的军事训练任务。因为除了退伍军人授田屯垦、伤残军人的荣军农场外，更具代表意义的还是移民实边政策。任何居民家庭只要愿意赴边疆垦荒，都可以按照人口多寡获得荒地开垦，5年内免除税收，只需要缴纳1元1亩的注册费，考虑到贫苦农民一时间凑不齐手续费，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农业开发银行提供放贷，除注册费以外，还可由农发行提供农具、种子等小额实物放贷，实际连续耕种满5年后转为私人所有并正常纳税，实在是方便至极了。
与东三省相比，北疆距离更远、冬天更冷、条件更艰苦一些，因此条件也更实惠一点。政府不仅提供农具、种子等必需品，甚至还考虑到许多一贫如洗的家庭无法支付长途交通费，还额外提供火车票，当然同样一并纳入农发行的放贷范围。
对这样的优渥条件，南方的地主乡绅自然是恨之入骨，在工业化浪潮兴起后，贫苦农民多了进城打工这条渠道，地租已不能再像往常一般任意提高了，而移民实边政策的深入推进，更是深刻改变了南方农村人多地少的激烈矛盾，自然也触动了地主乡绅们的利益。闯北疆成为闯关东之后的新动向，连带搅动了整个农村的宗法与氏族关系，并形成了清晰可见的人口迁移动态，贯穿在数个五年计划期间。
北方战争获胜的成果在为民众分享到之后，秦时竹政权和人民党的威望空前高涨——这可不是国民党那种夸夸其谈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而是切实推进的社会变革、经济变革，中国原本尖锐异常的土地问题，因工业化与移民实边这两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政策而得到了缓解。而从国防安全的形势上来说，南方移民的到来也巩固了对领土的实际控制，使这片从俄国收割而来的广袤土地真正内化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人口的聚集与工农业的开拓，又对苏俄剩余的亚洲部分构成了极大的威慑。
自然，人民党的支持率在江南富庶之地的地主乡绅中有所下降，可事实上一党独大的人民党根本就不害怕这些，因为移民成功后的垦荒农民很快就会拥有选举权，从日后的情况来看，他们选举的代表要么是垦荒二代中的佼佼者，要么是垦荒运动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国防军退役官兵——这都是人民党最坚实的票仓基础。
对这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记录与描述，统称为边疆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日后成为著名军队作家的徐惠生就在自传中就写道：“……我的童年是在北疆渡过的，那段岁月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充实、美好，让人难以忘怀。我父亲是一名国防军装甲兵，参加过中日青岛战争、中俄北方战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弹片削去了右手2个指头，因为负伤，不适合再驾驶战车，他不顾上级多次挽留，毅然以上尉军衔从军中退伍回了家。按照《国防军优待条例》，分到了近100亩土地，在他的动员下，我在苏北农村的叔伯、舅姑全体都移居到了北疆，不过他们获得土地的原因不是因为参军，而是靠了移民实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