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军队英勇抵抗，用生命和鲜血来保护着每一寸阵地，取得了“庙行大捷”，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和重大的伤亡。
日军又开始了老一套，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然后加紧从国内增兵。
2月28日，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
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
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
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实际上，在日军调兵遣将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从国内调兵，准备前往上海地区增援。
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
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
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
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
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
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
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
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
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
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而此时，2月29日，新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与此同时，日军从国内又调派了陆军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
这次来的大将叫白川义则。
这个家伙可不是小鬼子，而是老鬼子了。
此时已经60多岁了，千里迢迢大老远来到上海，还想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露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