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蒋宋二人之间就对日问题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两人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
宋子文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亲美派，他的主张是依靠美国来痛击日本。
而蒋介石由于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一直摇摆不定。
在国民政府里，宋子文一向是最著名的抗日强硬派这个人所皆知。
宋子文是南京政权中对日态度上著名的强硬派代表。他较早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扩张，是国民党统治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胁。
要有效地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就必须停止内争、内战，一致对外。
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宋子文通过财政拨款给予支持，但他也较早地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歧见。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兼任该会副会长，负责对日交涉与处理。
他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一方面多次与美、英各国洽谈，谋求西方国家的调停。
同时积极支持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还把他亲自组织起来的武装——财政部的税警团放在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日。
所以这份关于日本人在中国境内非法活动的情报被有心人转交到了宋子文这里。
作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专家。
除了在财政金融界的权威地位，宋子文还是一个极有大局观的政界领导人。
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防会议委员、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行政院副院长等多项职务。
对于小日本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非法进行地理测量，宋子文有着敏锐的头脑和非常清楚的认识。
“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国家的地理位置、领土和疆界是国家军事地理的重要因素，与战争和国防有着密切的联系。
军队的一切作战行动，如：机动、阵地选择、兵力部署、火力配系、工事构筑、荫蔽伪装、技术兵器的使用、战场观察和作战指挥等。
都必须研究地形的利弊条件，矿产资源更安全关乎国家安全。
而日本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这些地理测量和矿产侦查，用心叵测。
其目的和用心不言而喻，将会对国家安全和未来战争造成巨大威胁。
宋子文按下呼叫键，通知秘书进来。
不一会秘书来到办公室里面。
宋子文说道；“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参加人员有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长杨宣诚，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莫雄。”
秘书记录下来后分头去通知相关人员。
次日，在财政部专用会议室里，一群表情严肃的政府工作人员围在长方形的会议桌边，正在开着秘密会议。
桌子中央坐着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左边依次是财政部机要秘书汤晋成，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王赓，右边坐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长兼特种情报所所长杨宣诚中将。
首先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长杨宣诚先发言。
杨宣诚，字朴园，原名杨宣德。曾留学日本，担任过驻日少将海军武官。
当时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但中国的对日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工作非常薄弱。
杨宣诚深感任重道远，他通过流利的日语以及广泛的人脉资源，广交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精心策划，积极活动，及时搜集大量情报。
再根据不同来源的情报互相印证、仔细分析、正确判断，打下了对日情报业务的基础，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
现在担任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主要负责领导对日情报工作，是当时中国对日情报的权威专家。
杨宣诚和宋子文私交甚好，所以这次宋子文特意将其请来作咨询和指导。
杨宣诚讲道；“中日作为东方的两个大国，既有渊源又有仇恨。
甲午战争中我国被日本击败蹂躏，其后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从此开始了侵占中国领土，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在此次战争获得大量的经济赔款，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
日本迈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加速对外扩张,军国主义思想日益膨胀。
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灭亡中国的野心不死,趁着欧美国家参加一战的机会对中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20世纪初叶日本源源不断的从中国掠夺资源,使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而同期中国缺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况,国内军阀混战,经济发展停止不前。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日本也不例外。
此时日本经济进入困难时期,日本政府为了转嫁危机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
此时国民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实行攮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全力围剿新生红色政权。
而日本却在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在国内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为全面侵华做准备。”
听到这里宋子文深深的点头说道；“日本政府及其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国民党政府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胁。
要有效地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就必须停止内争、内战，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