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南京本应是秋风送爽、桂花盛放的时节，但是对于大多数南京市民而言，1937年的气候显得是那么异常，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得早，也异常得炎热。
可是刚过了8月，天气便开始变得阴郁起来。
连绵的雨季虽然使得人们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却也给南京城带来了稍许的安全感。
因为也就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实施“越洋爆击”作战的日本海军飞机才不会飞临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实施那令人发指的无差别轰炸。
然而云层和阴雨终究不能取代一支强大的空军来永远保护中国的天空。
从10月上旬开始，随着天空逐渐放晴，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便开始频繁出击，不分白天和黑夜地用弹片与轰鸣向南京城开始了轰炸。
南京南京城东北，前清新军炮标、马标训练地——小营位置，占地约2.35万平方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就坐落在此。
军校正门坐北朝南，正门至中山东路形成的一条南北长街，取名为黄埔路。
路西有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医院、航空委员会，路东有励志社、国民党党史陈列馆，路南是政治区公园和明故宫飞机场。
此刻中央军校122号大楼里一阵忙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正忙的不可开交。
身心疲惫的钱大钧此时也深知此刻淞沪方面的战局的确很不好，自从8月13日上海方面的保安部队和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全面交火以来，这场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争就如同雪球样越滚越大。
在张治中将军率部围歼虹口区等处的日本陆战队未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数次增兵上海方向。
精锐的德械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悉数奔赴大上海。
而日本方面在一片“三个月占领上海”的狂妄叫嚣声中，也从国内动员了藤田进中将的名古屋第3师团、山室宗武中将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开赴上海。
随着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8月底在沪西的吴淞口、川沙等地登陆，一时间中日两军的精锐部队如同对撞的火车般，不可避免地在繁华的沪西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
而自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9月初猛攻吴淞、宝山、狮子林一线以来，这场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战事的不利迫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频频从内地抽调更多的部队前去增援淞沪战场。
无论是川军、桂军、滇军，还是中央嫡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的口号下，他们同举着“抗日救亡”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奔赴淞沪前线。
钱大钧在9月初便开始担心，一旦日军的增援陆续抵达，上海战区的形势必然更为严峻。
而一旦把持着日本军队的那些老少战争狂们将注意力转向上海，那么未来出现华东战场的敌人数量必然呈几何速度增长。
果然局势的发展如钱大钧所预料的那样，就在日本陆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尚未完全开拔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又进一步作出了动员第18师团的决定。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动员后备力量，与中国进入不惜耗损国力的“总体战”阶段。
到10月初，日本陆军在上海战场已经投入了5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的庞大兵力，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在沪西的罗店、蕴藻浜等方向，日军的进攻屡屡不能得逞，虽然中国守军部队死伤惨重，浴血山河，但日本人每前进一步也要付出极大的伤亡。
虽然沪西方向让日军死伤众多无法前进，但钱大钧却并不能说淞沪战场就是安全的。
现在最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心的倒不是沪西战场，而是在于别的方向，比如浦东。
日本陆军向来强调迂回进攻，目前淞沪正面的战局虽然已经到了极为不容乐观的地步了，但是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更为迫切的显然是判断出日本方面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主任，上海方面中央教导总队桂永清总队长发来的密电！”侍二组组长酆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凭窗而站的钱大钧的身后。
“嗯？”钱大钧眉头微皱，接过酆悌递来的文件夹。
提笔签收文件后，钱大钧草草看完电文便叫住了正欲转身离去的酆悌。“委员长睡下了吗？” 钱大钧稍稍沉吟，最终决定开口询问道。
“还没有！”酆悌回答道。
他是在年初才由新编第6师副师长的任上调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少将参谋的。
由于侍二组主管着军事参谋业务，并与陈布雷主任的侍二处所属第四组一起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管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