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钦二帝被俘北上，要从东京汴梁赶往冰天雪地的上京会宁府，就是后世黑龙江的阿城。两位皇帝和大臣们分乘八百多辆牛车，一路饱受磨难。这些牛车都是敞篷的，当时又是冬天，皇帝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自己的洁癖了，本来是身着锦衣，腰系玉带，现在就裹着一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羊皮袄，还没有衬里，腰上系的也换成麻绳了。
金军一路上不供应饮食，宋朝俘虏是饿殍满地，走一路死一路，连赵佶的一个儿子都被活活饿死了。金国人随便找了个马槽子，就把这位王爷装在里面给埋了。赵佶看到儿子下葬的时候脚还露在外面，觉得非常可怜，就给儿子祝福说，孩子啊，你好歹是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可要去遥远的异国他乡了。赵佶这么一说，闻者无不落泪。
有一次赵佶看到路边的桑树上有桑椹，赶忙摘来充饥，结果吃得太急，差点被噎死，侍从赶紧给他拍打。赵佶说：“我当年做端王的时候，在王府里看见乳娘吃这个东西，我也跟着吃，刚吃了几颗，就被乳娘劈手抢了过去，她说这东西不是王爷吃的。这么多年，我早忘了它是什么味道，没想到今天吃起来竟如此鲜美。”说罢潸然泪下，侍臣也都跟着痛哭起来。
赵宋兴盛时人人皆道其盛世大宋，而其败亡时却又是何等落寞凄惨，靖康之耻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耻辱，那个朝廷能让异族一下子掠去两位皇帝和近万名宗室、后妃、大臣，五胡乱华时期西晋也没有这么凄惨。
卢俊义跟金兵交过手，虽然每次都是使用计策，但多多少少在战场上相互厮杀过，知道女真人的德性，那是一股血勇，悍勇无匹，打胜战时一鼓作气势如虎，打败战时比起其他军队也好不了哪里去，只要顶住女真人的前几番进攻，让其“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没了锐气的女真人跟其他游牧民族没啥两样，都是骑射二字，用拒马车阵挡住女真骑兵的冲击，用特制盔甲挡住女真骑兵的射箭或在女真骑兵弓箭射程外就用齐军的强弓硬弩和火炮轰死，女真骑兵毕竟是渔猎民族，跟真正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相比还差了一点儿，虽然它们能两立朝代，那都是得了狗屎运或老天爷瞎了眼，尤其是满清那一次。
既然金兵强的有限，那么在金兵面前不堪一击、一溃千里的宋军岂不是弱到极点了。
但卢俊义深切地明白，宋军的虚弱并不是汉人的虚弱，而是赵宋朝廷的虚弱，是既得利益集团赵宋皇室和他们笼络的官僚阶层的虚弱无能，是几只羊领着一群狮子跟几只狮子领头的一群羊的斗争。
赵宋的军队数量不少，可以说几倍于辽、金，装备的质量也不差，并且也率先应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但是，单项的优势并不能在战场上整合为胜势，战斗力衰弱，对外屈膝，这个王朝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窝囊的背影。 宋朝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不争气”的朝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社会最繁荣的朝代。赵宋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两倍多，都城汴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普通老百姓的衣着都比原来的朝代的士大夫们穿得好。“四大发明”中宋朝占了三项（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并得到了广泛应用。赵宋也是历史长河中文星璀璨的年代，苏洵、苏辙、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柳永、李清照等，文豪出现的密集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首屈一指。
针对宋朝的褒贬往往是由视角差异决定的，贬者关注的是军事实力虚弱和民族利益受损，褒者关注的是综合国力很强，尤其是文化成就十分辉煌。国家富强，但是军事实力很弱，这一切都是起源于“兵变”起家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原本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大将，在后周世宗柴荣刚刚去世的时候被部下所拥戴，借出征契丹之际在京师汴梁城外的陈桥驿发动兵变，继而顶替了后周柴家孤儿寡妇的皇位。
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经历，出于做贼心虚的心理，宋太祖对于将军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做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客观地说，这些制度确实防止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整个宋朝没有出现唐朝末期的军阀割据，但是也播下了宋朝军事失败的种子。
为了防范武将拥兵自重进而威胁其政权，宋朝统治者过分崇文抑武，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宋朝在军事上长期积弱。宋朝定都东京汴梁后，由于此地无险可守，宋太祖只能通过强化兵力驻守来形成一个人为的武力堡垒，那就是大量在都城驻扎禁军。但如果在都城驻扎太多，一旦都城不幸被人控制，外地的勤王军队无法打胜，那同样会是一个灾难。
为了防备这种局面，宋朝统治者又暗中留了一手，那就是保持都城的兵力和其他各地的兵力大体上各占一半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