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轻轻地哼了一声，说：“若只是民富而国穷，民富又有何益？”
载洸一五一十地给他算起了账，“六年前，商办衙门还未创设时，朝廷每年的税收是8000万两白银，但支出却多达1亿之巨，属于严重的财政赤字。
而商办衙门创设之后，带动着各省各地兴办洋务、实业、工厂；直至去年，朝廷税收收入已增至一亿两千两，短短六年光阴，便足足增加了一半。”
载洸说完，便又面向翁同龢，似笑非笑地问道：“翁师傅执掌户部多年，不会连这点银子都算不清吧？”
载洸接着掷地有声地说道：“洋务是福是祸，你我说了都不算，银子说了才算！”
翁同龢感到自己受到了嘲笑，内心也开始愤怒起来，脑海里不停地在搜寻着可以拿来辩驳的武器。
“商办衙门自创办以来，税银虽有所增加，可是相应的，用于置办洋务的支出也在增加。
各省察觉洋务有利可图，大肆跟风，开矿办厂，所耗颇巨，大部分的税银，都被拿去投资洋务了，工厂、铁路等洋务，皆是穷奢极侈，挥霍无度之举。
致使税银虽有所增加，但实则国库仍是常年空虚，从未盈余。”
载洸听完，则不慌不忙地地说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乃治国之道，办洋务的初心，本就是为了自强求富。
洋务重在工业，工业重在军工，军工之业若能在我国兴办，则日后我大清国不必倚仗洋人的枪炮器械，就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便是自强。
洋务之基础在于交通，若想办好洋务，则需打通大清国土的‘任督二脉’，修建铁路，架设电报，开发航运，促进各地之间往来。
交通乃是百年大计，千秋大业，国家繁荣昌盛，交通便是首功，此为求富。
无论是自强还是求富，军工还是交通，都需要在初期投入大量资金。
由此方可使百业兴隆昌盛，财富绵延不绝。倘若如此，国家复兴，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便指日可待。”
翁同龢摸了摸胡须，以掩盖从内心漫溢到脸上的慌乱，一计不成，又生一记，随即昂首挺胸地说：
“皇上，天下士子不满洋务就矣，眼下人心沉浮，风气日益近利焦躁，洋祸不仅荼毒了经济，也将殃及天朝体制。
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必定倒逼朝廷修建新法，祖宗体制也将分崩离析。”
载洸听完，不假思索地拿商鞅变法的例子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古往今来，国体法制都是顺势而生，不断革故鼎新，不破不立。只有这样，国家才得以富强，立于不败之地！”
翁同龢听到这话，像是抓到了载洸的把柄一般，得意一笑，便气势汹汹地对着载洸说：
“贝勒这话，难不成是想效仿法兰西之辈，推翻王朝，另立新制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