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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零六章 载洸殿前献策 群臣借丧阻拦(2 / 2)

奕劻:“皇太后,这孩子能把局势剖析得如此透彻,并献出了御敌之策,已经足够了。臣想,这打战,既需要有在前面浴血奋战的将士,也需要有在后方指挥军队的将帅才行,载洸既有将帅之才,那就更不应该让他上前线冒险了。

依臣看来,让其他将领率领新军上前线,载洸就留在京城指挥作战的好,这样也能及时向朝廷汇报战争的形势。毕竟战场上,炮弹不长眼,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大大打击了士气。”

载洸冷笑一声,“身为一军之帅,若不能亲临战线,与将士同甘共苦,将士就没有斗志,没有雄心,这样的军队,就打不了胜战。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旦远离了一线,后方指挥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至于危险,打战哪有不危险的,如今,国家已到了危难之际,又怎可计较个人生死。我死了,自有后人接任。这一战,我一定要拼死一战!打不赢,中国五十年都翻不了身!将来我们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载洸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让在场的人都不自觉地竖直了身体。

翁同龢:“皇上,皇太后,我中华两千年来,素来是以孝治国,正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

如今,醇亲王刚刚去世,按照朝廷律例,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即便是武将,也应当守孝百日,方符合礼制。这时候让贝勒亲临战场,实为不妥。”

志锐:“翁中堂所奏,言之有理。朝廷素有丁忧之制,这点,礼部一向严抓严惩,若是打破了这层礼制,怕是日后,孝道不存。臣想,贝勒此时,还应当恪守孝道,为已故醇亲王守孝,不适宜上前线,前线统帅,还是更换一人为妙。”

荣禄:“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恪守孝道,这是为人子应尽的本分。不顾礼法,不遵孝道,主动请求弃孝离家,已经是亵渎了礼法。依臣看,庆亲王刚刚提的主意,还是比较合时宜的。

眼下,拱卫京师方是第一要务,贝勒应当坐镇京师指挥前线,将命令下达给前方各部的将帅官吏即可。这样子,又尽了孝道,又能指挥作战,岂不是两全其美?”

李鸿章则站出来说了不同的见解:“臣并不这样认为,官员丁忧,虽是朝廷的祖制,但是特殊的时期,应当特殊看待,眼下,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任何礼制道义,都敌不过国家的安危存亡,这才是大是大非。

何况,危急之际破例不行丁忧之制,并不是没有先例。咸丰二年,曾文正公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在为母守制期间,恰逢太平天国起事,朝廷特旨允许其中断守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编练湘军。

尔后,咸丰二十七年,其父又病逝了。曾文正公回到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曾文正公向朝廷请旨在家为父亲守制。但是,军情紧急,在守孝不到一年之后,他老人家又奉旨披挂上阵了。

而贝勒,就如当年的曾文正公一般,是我大清的擎国之柱。值此关键时刻,唯有贝勒一人可力挽狂澜。望朝廷特旨,让贝勒‘夺情’,戴孝作战。”

(夺情,又称“夺哀”,指对于重要岗位的官员,在其父母去世后,不允许他辞官三年,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或素服办公。或者是官员正在丁忧,还没满三年,但朝廷有要事,提前启用这名官员。)

慈禧听完,先是叹息了一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将啊——偏偏守孝跟战乱这两件事,都让你给撞上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们还是让当事人自个拿主意吧,载洸,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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