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三回毛泽东智胜当局李大钊拜会总理（下）
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名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当时，长沙县官府大搞土木工程，强迫泥木工人“尽义务”，造成大量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对此，毛泽东义愤填膺，多方奔走呼号，组织泥木工人为“争取营业自由权，争取工资”而罢工。毛泽东每天为《大公报》撰文，报道罢工消息，争取社会各界声援。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的条件，并张贴布告，污蔑工人中有“暴徒”，并扬言要“依法严加惩办”。
毛泽东不畏强权，毅然率领数千名泥木工人开进县公署，请愿示威。毛泽东身穿灰布长衫，站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持一枚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句口号。工人们情绪高涨，“要工钱，要吃饭”的呼喊声响彻云霄。知县周瀛干吓得满头冷汗，龟缩在屋内打电话，频频向省政府求援。午后，省政府政务厅长吴景鸿赶来解围，答应与工人代表协商。次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数名工人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毛泽东据理力争，经过三小时谈判，迫使吴景鸿答应由泥木工人出具呈文，申明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之要求，交省长赵恒惕审批。毛泽东当场将谈判内容记录在案，并连夜起草呈文。
第三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毛泽东在呈文中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于宪法；劳工流汗，理应付薪；工价之争，咎在县官。今长沙县知事悖逆情理，拒不付薪，实属违反宪法，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又承政务厅长照允。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数月后，毛泽东又发起并主持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均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主席。联合会发布宣言，通电全国，产生了极为强烈、广泛的社会影响。
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召开中共湘区委会议，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略，利用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展开积极的说理斗争。1922年12月11日起，毛泽东率领各界工会代表三十余人，分别会见长沙知县、省政务厅长和省长赵恒惕，就言论、结社、集会自由，工会的权利、地位等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承认：“工人的合法权利，完全有效，不受任何限制。”
工人的要求基本解决，权利得到有效维护，毛泽东成了深受工人爱戴的领袖。何以见得，有诗为证。时任《湖南通俗报》主编的谢觉哉赋诗赞毛泽东曰：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女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的确，毛泽东胆识过人，谋略超群；但却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肉中刺。赵恒惕如鲠在喉，对左右官吏道：“湖南有一个毛泽东，便让我寝食难安。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将丧失立足之地。”遂谋划罗织罪名，缉拿毛泽东。
毛泽东的领袖才干，赢得了陈独秀的青睐，发出一份电令，调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央局的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委书记一职。毛泽东安排好区委工作，告别杨开慧，离开清水塘，秘密前往上海。此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暂且不表。
再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利用军阀吴佩孚伪装民主，宣称“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的机会，迅速建立和发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六条铁路的工会组织。其中仅京汉铁路全线就有十六个工会，三万多名会员。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党领导下的筹备处计划于1923年2月1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各地代表近三百人陆续抵达郑州。中共北方区委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特派张国焘、陈潭秋、包会僧、林育南等人出席。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的大动脉。工人开展斗争，将直接威胁到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利益。
工人代表云集郑州，使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极度恐慌。他当面与工人代表握手言欢，表示支持；转身便打电话向吴佩孚告密，请求武力干涉。吴佩孚闻讯，急忙赶到郑州坐镇指挥，企图以武力予以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