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下）
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在南北军阀夹击之下，湖南督军谭延闿有可能接受政治改良，率先实行自治。当务之急，是开辟一个有效的阵地作掩护，稳扎稳打，与谭延闿开展合法的斗争。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闹市区租了三间门面房，与易礼容等人创办了一所文化书社。他们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甚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之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之需要。”毛泽东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除当局允许的公开书籍外，秘密经销《共产党宣言》、《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劳动界》等进步书籍。
随后，毛泽东又和彭璜、何叔衡、方维夏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秘密发行《俄罗斯丛刊》，系统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阶级斗争》等书籍。同时，组织先进青年秘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先后选派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国留学。
正当毛泽东秘密筹建党小组之时，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宣布湖南脱离北洋政府，实行自治。谭延闿之目的是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借以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他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故作开明姿态，很快迷惑了许多人。不少绅士发表通电，赞成谭延闿的主张，拥戴湖南自治。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谭延闿匆忙做出决定，组成了由省政府官员和省议会若干人充任的“自治委员会”，草拟了一部“湖南省宪法”，在报纸上公布。
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方案刚刚公布，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人就针锋相对，联名起草了一部民办的自治方案，在《大公报》上发表。严正指出，谭延闿的自治方案是一个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的方案；“是把少数特殊人作为统治者，而把一般平民作为被统治者；是把统治者做主人，而把被统治者做奴隶”。毛泽东又撰文强调道：“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代表，不能由官僚政客越俎代庖，而必须实行直接、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代表。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新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各县、区自治机关。必须如此办理，方能建成一个崭新的湖南。”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等人的自治方案赢得了民心，每天到报社来签名支持者络绎不绝。毛泽东大为兴奋，为实施自治方案多方筹划、积极奔走，成了长沙城里最忙的人。他连续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各团体、各报馆代表会议，讨论议会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请愿。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主席，执笔起草《请愿书》，又推举方维夏等人将《请愿书》提交湖南省政府。
1920年10月10日，长沙各界群众近两万人冒着大雨集会，庆祝辛亥革命九周年。会后，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方维夏等代表登门呼吁，向谭延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游行群众情绪激昂，持续高呼口号。一部分人出于对“包办制宪”的强烈不满，当众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受了《请愿书》，当面表示顺从民意，骗得请愿群众当场解散。事后，谭延闿对请愿书所提之各项内容断然否定，拒不接受。
一月后，南方军政府委任的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入主长沙，取代了谭延闿的督军位置。风云变幻孰难料，城头又换大王旗。赵恒惕一把撕下开明的伪装，公然推行武力专制；下令封锁进步报刊，解散各种群众团体。他得知毛泽东是自治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煽动请愿，并亲手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自治运动半途而废。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失败的教训。他逐渐明白，以和平请愿方式搞自治，乞求军阀还政于民，无异于与虎谋皮。残酷的现实迫使毛泽东放弃了改良的幻想，痛下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自法国的来信，称：“弟赴法后，工余苦学，凭借一本法华词典，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籍，潜心研读，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我新民学会成员已在法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望兄在国内尽快行动，筹划建党事宜。然事须秘密，潜在运动。”毛泽东阅罢大为振奋，当即复信道：“君之见解极当，我完全赞成。国内建立共产党之事，陈独秀、李大钊先生已进行组织。湖南建立党小组之事，也已成熟。”
数日后，利用元旦假期，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骨干成员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文化书社举行秘密会议，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确定了“坚定信仰，秘密活动”的原则。同时决定筹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公开的组织，团结、引导青年，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