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祺想打个招呼走人，老鬼子觉得是不给他面子，恼怒起来。
他让翻译官告诉孔庆祺，想走可以，但是在场的人要每人替他敬孔庆祺三杯酒，代他表示感谢，孔庆祺必须把酒喝了才能走。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喝也不行了，孔庆祺只能答应。
老鬼子让人换杯，拿上来的是一两装的大酒杯，一共三十六个，六个一排，在桌子上摆开。
在座的除了老鬼子，是十二个人，一人敬孔庆祺三杯，正好是三十六杯。
上的酒是山西老白汾，这酒62度，极为醇烈，不是谁都能喝下去的。
孔庆祺只提了一个要求，他指着桌上的一盘扒肉条说：“能不能让我就着这盘扒肉条喝酒，如果不行那我就干喝。”
翻译官把孔庆祺的话翻给了老鬼子，老鬼子同意了。
孔庆祺连干三杯吃一片扒肉条，连干三杯吃一片扒肉条，他一口气吃了十二片扒肉条、干了三十六杯老白汾，神志清醒地退席告辞回了住所。
第二天早上七点，亲自出来卸下门板，照常开门营业，没有一点宿醉的样子。
这事传开了之后，连当时在场的伪军都佩服起孔大夫的酒量和豪气，找着由头来镶牙馆盘桓，跟孔庆祺较量了几次酒量，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喝过他，服了气的同时，也和孔庆祺成了朋友。
1942年七月里的一天傍晚，很长时间没有来找孔庆祺的赵先生，带着一个中等身材，穿灰色长衫、戴一顶青呢子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的中年男子来了孔庆祺的镶牙馆。
当时下着小雨天色阴暗，赵先生和他带来的那个人都打着雨伞，孔庆祺也没有太注意那个人的相貌。
赵先生脸色很焦急，他对孔庆祺说，这个人是他的表哥，刚才家里来人传信儿，表哥的父亲过世了。
表哥是家中长子，这事儿必须他回去操持，但是过了晚上八点就开始宵禁，现在已经七点五十，来不及出城了。
历来人死为大，咱们山西这地方又注重这些风俗礼仪，表哥要是在城里耽误一晚上明天回家，那家中的长辈亲朋是要怪罪他的。
孔庆祺问赵先生，想让他帮着做点什么？
赵先生讲，把守太原城南关城门的伪军小队长你不是相熟嘛，看看能不能找他通融一下，把他这个表哥放出城去，让他回家奔丧。
孔庆祺发了愁，守南关城门的伪军小队长他是认识，可是要找他放人出城，那可不是上嘴唇儿一碰下嘴唇儿的事儿，那得拿钱说话呀。
他和赵先生一说自己的顾虑，赵先生早有准备，拿出二十块银元交给了孔庆祺，他对孔庆祺说：“表哥家里是做生意的，钱不是问题，你看够不够，不够就再添点儿。”
二十块袁大头不是个小数了，就是开关一下城门的事儿，孔庆祺答应赵先生，打了一把雨伞就跟着赵先生带着他表哥去了南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