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五集团军和五集团军南洋纵队旋风般的行动自然是掀起了一场风波，但这场风波的发展，连谢念诚都万万没有想到。
张林甫回去报告江卫后，江卫马上召集了高级军官们开会，很快，他们也想出了对付社会党内的反对派和地方上社会党激进派的办法。
“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敌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宁可多杀1万，不可让自己兄弟受伤1个！谢总司令说的好啊，我们也应该这么办。”
“你们下去，分头部署，把那些该抓的人都抓起来，该杀的杀一批；看看四川，杀了几十万人，算是杀出一个清静；正因为他们敢杀、能杀，才杀出了现在的局面；你们也要更加大胆一点！”
如果谢念诚知道江卫这样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真要拿个手电好好照照江光头的脑袋了，不知道他脑袋怎么长的，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谢念诚带领下的四川政府和革命军杀的人的确不算少；可杀的那都是和革命军、和救国会作对的人。
江卫这家伙，打算拿党内的反对派开刀！
社会党现在上层和下层矛盾很大；上层的社会党人，多是士绅和资本家；他们要求的就是维护现有秩序。
下层的社会党人，相信的是平均地权、平均资本；他们因为没人带头，所以喊的口号也是乱哄哄的，在有些地方，也干了些杀地主的事儿；他们参加社会党、干革命；图的就是一个改变。
本来呢，上层下层的矛盾，作为领袖的江卫，应该想办法去调节；毕竟大家还是在一个党里，坐的还是一条船。
可惜江卫选择了屠杀。
7月22日，大屠杀开始。
江卫手下的第1集团军各部和各地民团行动起来，搜捕社会党左派积极分子、宣扬其他反社会党高层理论的持不同政见者。
这场清洗运动中，大批社会党中下层党员被杀。如社会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
“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社会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弥漫于社会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暴徒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暴徒，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暴徒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暴徒可以除对手；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暴徒。
汉历2015年8月10－11日社会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清党运动对社会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社会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被杀外，还有相当多的社会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
如汉历2016年江苏省党部举办社会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
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社会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社会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社会党党员总数减至35万余人,减少了2/3。
这减少的30多万社会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党员；一类是下层农工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