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步凡是个很能沉得住气的人，在一众省级干部吆喝着要用女人、收礼之类的私事来打击李维斯的时候，他发言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打破部委喝省里血的做法，这件事在中央很多人都看到了，都知道了，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们。若是我们抓住这些小事，那又能有什么意思。这么做只会让中央委员们认为我们只是要掀翻李维斯。”
话说的有理有据，但是想让一众省级干部们接受此事却也不容易。首先就是省里情况不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一部分省和部委走的很近，例如工业发达的广东省。一部分省则是与部委关系很好，例如以农业为基础的河南省。那些新开发的省份，例如东北、南海八省、北美六省，这些地方与其说是省，还不如说是伪装成省的大型国有资产。完全靠了部委和国家的力量，这些省份才得以建立。某种意义上，想推翻李维斯的同盟军并不是很多。
“现在我们不妨换个法子，若是按照经济发展的路数来走，那就落入了李维斯的圈套。他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这次咱们就和其他委员们谈，我们堂堂一个省长省委书记，居然管不了一个局长，管不了一个部委企业的厂长，有这道理么？要是其他委员觉得这么干行，那就让他们去当省长！”刘步凡调整了思路。
这是让一众省级干部们最气的事情，部委已经夺取了太多原本属于省里的权力，如果让这等局面继续发展下去，以后省长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干了，因为直属于省长的权力所剩无几。
“我堂堂一个省长，以前当军长，当军区司令。手下指挥十几万人。几年前在安徽要修一条运河，第一个蹦出来就是土地局的，他们说什么要确定一下运河路线。第二个蹦出来的就是水利局的，第三个蹦出来的是移民局的，要求我们在运河建设的时候能否有目的的引导一下移民。我们安徽只是要挖一条运河跑船，把棉花从淮河那边运到长江。走大运河绕了老远的路，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就那么几个处长，局长，在我这省长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若是有人说我不团结同志，我现在就认了这个罪名。我是省长，他们不过是局长处长。最起码的尊重他们得有吧！开会讨论没问题，这也得是这帮人到我这里开会，而不是把我叫去他们那里开会！”
这帮老军人并非是只知道一味的硬抗，只懂得硬抗的军人一般是升不到什么高位的。李维斯的身段放的那么柔软，老军人们自然也不会表现的比总理还牛气冲天。不过军人自有军人的风骨，陈述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问题，并且痛斥那些年轻后生们没大没小，不仅没有让他们失分，反倒是有效的煽动起中央委员的同情心来。
“折腾了四个月，最后我总算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把这个初步审批给过了，接下来中央的部委告诉我们说，预算不足，不能开工。好！你说中央没钱，那我们自己干。总算是中央有点良心，给我们拨了一批物资。不管老百姓是不是真的要用这些东西，总算是让我们有的给老百姓发的。这事情我感谢总理。然后呢，中央派了人到工地上督查，比防贼防的都严。他们自己开会的时候还说，家贼难防偷断屋梁！我们地方在中央李维斯的眼里就是一群只知道从中央偷东西的贼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安徽省省委书记陈明德已经有点哽咽了。
会场里面的气氛也很是凝重，当一开始气势汹汹的省级干部把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讲述的时候，这种情绪的确让人觉得兄弟们辛苦了。高高在上的部委们的确管的很宽，当这种充满距离感的宽泛感觉是用个人感受来讲述的时候，那其中令人反感的情绪就更加激烈。
一桩桩一件件，前面的铺垫足够之后，陈明德大声疾呼，“如果只是我个人受委屈，我和大家诉诉苦，我要大家给我们撑腰。但是！如果现在的制度不改，以后我们时时刻刻刻都要受苦。不管李维斯总理觉得他那套部委管理多正确，但是我必须说，这套东西欺负人！”
必须说，这种攻击远比用那些明显有漏洞的各省计划来的更有号召力。阮希浩这几天紧绷着的脸总算是有点解冻的迹象，他明显看到那些中立委员有些被打动的意思。指望部委自己放弃手里的权力并不现实，他们的票是别想了。只有让中立的委员们同情支持省里，才有可能在最后的投票里面出现对省里有利的局面。
五十个省先后发言，对于中央强力的管制都有自己的意见。不过中央委员会也不可能只有省里在说话，五天之后，终于轮到部委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首先出来的就是教育部长曾大千，“同志们，我们以前看不起那帮读书人，觉得他们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头去了。跟着都督打天下，我们也逐渐明白，那帮读书人就是和满清和地主站在一起，根本没有和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人在一起。我们既然看不起以前的读书人，那我们就要比他们强。所以国家制定了强制义务教育法，为的就是要以后的中国人人都读咱们的书，人人都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教育部是个清水衙门，全靠国家拨款。可这笔钱到底到了哪里，我这边有个统计资料，最少有四成的教育资金被省里截留了。我不知道其他的部门省里面能不能惹得起，我们教育部门省里绝对惹得起。所以没钱，就从教育资金里面挪，没钱就先欠着教师的工资。没钱就先把教育资金给停一些。反正么，学校可以等。屋子不够，挤一挤。既然以前很多地方没学校，现在也不用那么着急……”
曾大千的语气里面满是嘲讽，有些省经济发达，教育工作自然做得好，不过这些省却是最少反对部委的。起来闹得，都是经济上不够发达，又很想发达的。这帮人的脸色就变得不那么好看。这件事的确狠狠踩在他们的理亏之处。
“我就在想，适合读书的年龄就那么几年，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过了这个年龄，就算是想再读书，也得有读书的机会。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们就要开始成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要生活，要成家，要开始为家里贡献力量。那时候你让他们再去读书，他们也没有学习的习惯了。咱们都当过兵，都督爱讲，除了吃奶之外，小孩子天生什么都不会。所有学会的东西都是后天练成的，所有掌握的技能都是后天培训出来的。所有的习惯都是后天养成的，包括学习的习惯。如果不是组织生活里面三分之一都是各种读书会，给本书，给份文件，大家能读懂么？”曾大千火力全开，猛烈的抨击着省里猛卡教育资金的行动。
“有人给我说读书无用，种地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做个小买卖会算账就行了。读书不仅起不到作用，还要花那么多钱。对这种说法，我的回答是，要是觉得读书无用，那只有一个原因，读书读的不够多，读书读的没学会读书的方法。很多老同志老兄弟从广西打到南京，从南京打到安徽，从安徽打到河北，再从河北杀回安徽，再杀到广东，又从广东杀到全中国。这几万里的征程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少一步，就停在那里走不动。省里的同志说部委的问题，我作为教育部很多问题并不清楚，我不做评判。我只想问几个问题，这些被省里截留的资金怎么办？因为被截留了资金而停顿的教育工作什么时候能够继续推动？以后还会发生多少类似的事情？这几个问题，我希望省里面能够给我做出回答！”
光复党一直比较重视教育，曾大千身为教育部长又死死扣住各省亏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部本身也不是什么实权单位，不可能去影响省里的工作，教育资金还是国家支出的，并不需要省里单独承担。这个发言立刻让省里就显得被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