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你不要把制度上的纪律性和党内的纪律性弄混。”韦泽答道。说完这话之后，韦泽就有些失望，他觉得自己其实是在给沈心找借口。
果然，沈心眼前一亮。立刻就有了精神。韦泽心里面叹口气，却从容的说道：“沈心。我觉得你别想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做这个工作有很大难度，心里面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太大，我也知道。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能沉住气。把五年计划里面剩下的三年先执行好。”
“五年计划不是由都督您来把握的么？”沈心问。
韦泽忍不住重重的呼了口气，但是只是一瞬的不满之后，韦泽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党的制度也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才逐渐有了一个制度。而美国佬们的国家发展则是建立在坚定的‘宪法基础’之上。不管美国宪法有多少修订案，给原本的宪法打了多少补丁，说了多少绕圈子的话。但是美国好歹强调，他们有一部宪法。如果只是二十年，就让现在的民朝有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制度和水平，这真心是非常离谱的愿望。
不快的心情从韦泽心中被扫荡一空，多少年的锤炼让韦泽平静的开口说道：“每一届的主席，都要完成上一届定下来的五年计划。为什么五年计划不是同一个任期内完成？主席的任期是五年，五年计划也是五年。为什么不能上台就定，下台结束？沈心你考虑过么？”
沈心当然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那时候的考虑基础是‘韦泽始终执政’。现在沈心当上了国家主席，原先的考虑基础变了，沈心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得全面重来才行。所以沈心干脆的摇头，“都督，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朝令夕改，人亡政息，这都是历史上的常态。你读过很多书，肯定知道多少事情都是这么败坏掉的。当一个执政体系无法有效实施政策延续之后，之后的事情就是打补丁，然后灭亡。你对此有认同么？”韦泽问沈心。
沈心连连点头，“我认同。”
“所以呢，强调制度的可靠性，就是在于哪怕换了人，政策还能继续执行。而且后面的同志能够继续完成这个政策，并且在执行的过程中承上启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要跨越两个任期，就是如此。五年计划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执行的团队自己没了执行力，或者执行中不能实事求是。”韦泽说道后来，想起了他痛恨的很多事情，脸色变得更严肃起来。
沈心此时没有注意到韦泽的表情，韦泽的讲述很简单。但是对沈心来说已经足够复杂。即便没有韦泽的能力，沈心也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佼佼者之一，从国家的政策执行，政策制定层面上考虑问题，对沈心毫无压力。因为他本人就是执行和制定者之一。但是从制度的延续性，从制度自身的活力角度看待制度，沈心以前从来没有尝试去涉猎这样的层次。
过了好一阵，沈心才开口说道：“都督，您讲的这些……难度好大！”
“沈心，我是一定会死的。我觉得你也不太可能活到千岁万岁……”韦泽笑道。
沈心立刻打断了韦泽的话，“都督，我可是想退休之后拿着我那票钱好好地享受一番。别说千岁万岁，到了年龄我就要退休。”
无视沈心的表忠心的话，韦泽继续说道：“这个时代总归是年轻人的，我觉得呢，当了这么大的官，有自己的理想，那就好好的解决我们工作时候面对的问题。同时给孩子们打下基础，尽可能留给他们一个比较科学的制度。当然了，等孩子们上台之后，他们就自己搞去。子孙自有子孙福。我马上六十了，我发觉世界上大部分不幸，都是因为认为世界上‘有步骤明确的必然’，从而引发出来的结果。那帮模仿力很强的聪明孩子，最容易吃的就是这个亏。”
沈心怀疑韦泽所说的‘模仿力很强的聪明孩子’其实指的是祁睿，至少沈心觉得祁睿的确可以用这段话来形容。有了这样的感觉，沈心就不去触及这个问题。他认知答道：“都督，我会调整思路，努力完成五年计划。”
韦泽点点头，“坐了主席的位置，这就是主席的工作。主席下面有总理，有一众的部门，有这么大的权力，就是为了让主席能够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制度。”
沈心很感动，却又生出一种滑稽的感觉。民朝权力最大的人不是沈心，也不是拥有了国家主席地位的人。现在民朝权力最大的人其实是韦泽。只要韦泽说一句话，沈心相信会有无数人的立刻冲上来把沈心从主席的位置上拖下去。当然，沈心是绝对不会把这话说出来的。
等沈心走后，机要秘书就把封皮上有王明山字样的文件送给了韦泽。王明山和沈心是好朋友，韦泽看到这信封就忍不住苦笑了一下。虽然不是韦泽刻意的决定，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就在王明山和沈心这一对好兄弟手下工作。这种巧合未免太有趣。
打开信封拿出文件一看，东非行政区的书记王明山转批了一份苏丹三郡书记韦坤写的一份报告。报告里面对出访欧洲做了些叙述，然后提出了三个请求。一、利用东非距离欧洲如此之近的地理在东非行政区建立起一个欧洲研究中心。二、请求中央施压英国，让英国疏通苏伊士运河。三、请求中央对东非发展做出一些理论上的指导，方便东非地方上的同志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苏丹的过去现在未来，以获得同志们内心的稳定。
韦泽忍不住露出了笑意，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也认识到制度的问题。一个政权若是没有理念和制度，若是不能给大家指出一个明确的未来，自然就会造成混乱。任何政权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是落后的制度，搞搞血统继承君权神授就够了。而稍微好点的，搞搞‘民意’为基础的虚伪理念，把选举从公民到人民，也能扛过去。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假玩意就无法执行。和21世纪无数对欧美民主采取蔑视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打动韦泽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东西科学了，那自然就不同。
所以韦泽并没有立刻批示这份文件，而是跑去找恩叔。恩叔到中国几年，习惯了东方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之后，整个人看着精神矍铄。读了韦坤的文件后，恩叔放下眼镜，“阁下，你是想让我帮着写篇理论指导么？”
“是的。”韦泽答道。恩叔的《反杜林论》写的极为精彩，其他的文章也都非常精妙。韦泽很想看看恩叔对这个‘历史新时代’的评价。
“阁下。您虽然是个共和主义者，但是为什么想要让您的儿子继承权力呢？”恩叔却转移了话题。
韦泽露出了遗憾的表情，“不是继承。我也得做个最糟糕的准备。如果我死之前，民朝没能进入对共和制的全面支持，要是在继续社会主义制度与搞什么狗屁选举之间。我只能让儿子当主席。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向现实屈服。”
这个时代的其他人大概理解不了韦泽的看法，或者即便理解却也不能接受。而恩叔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却闭嘴不言。这让韦泽觉得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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