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好多王府改建成的博物馆，例如洪秀全居住的天王府就变成了太平天国博物馆。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出身不低，他曾经好几次进到过皇宫里面参加活动，对于中国样式的王府，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惊艳。和看着就古旧的建筑相比，倒是前王府之外的整座南京城给俄国青年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然，前王府内部震动这些俄国青年的内容自然也是有的。博物馆里面大量内容详实的历史介绍以及各种物品展示，让这帮年轻人对宏大的中国革命的前奏曲有了极为直接的接触。
从金田起义开始，极少数的人变成了上万人。在广西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韦泽加入的太平军如同出栏猛虎般开始纵横长江流域。上万人很快就变成了十万人，韦泽一个月内行军上公里，神兵天降般抵达南京城下。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又变成了几十万人，那时候拥有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齐王韦泽等名将在内的太平天国蒸蒸日上，眼看就要席卷天下。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和他的年轻同志们有些目眩神迷的看着有关韦泽的介绍，1853年到1855年是太平军的全盛期，韦泽在他20岁到22岁之间，以方面军司令的身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名伟大的统帅以一己之力对抗了满清绝大多数主力部队，并且不断获得胜利。
外部压力降低，内部矛盾就随之膨胀，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之间的火并葬送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对东王麾下头号战将韦泽实施了暗杀，但是前去岳父家过夜的韦泽躲过一劫，随即收编了被强行编入东王麾下的前部队，冲出南京。
看到韦泽坐拥当时太平天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在侥幸从暗杀中逃出性命之后并没有立刻反戈一击，而是选择与太平天国恩断义绝，带领部队和革命群众一起南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感觉完全不能理解，太平天国所有野战军加起来也不是齐王韦泽麾下四万精锐的对手。当时其他野战军距离到天京城都有六到十天的路程，而韦泽的全部部队只用两天就能抵达南京城下。而韦泽的选择却让他登上至尊宝座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至少五年。如此伟大的人物竟然因为感情而做出了如此的让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觉得很是意外。
继续向下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心中韦泽的形象完全被颠覆。在欧洲的宣传中，韦泽是一个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军事独裁者，然而事实证明韦泽从来没有对之前的战友举起过屠刀。即便太平天国曾经试图暗杀韦泽，但是韦泽却没有对太平天国进行屠杀与清算，唯一的军事行动也是在太平天国继承人幼天王洪天富贵投奔了民朝，石达开等人跑去大西北建立国家之后的事情。而且战争只打了很短时间，所有太平天国被俘的将领们都没有被清洗。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人自然死亡，还有很大一票人依旧活蹦乱跳的活着呢。这样的一个韦泽哪里是暴君，他分明是胸怀宽阔的仁君。
心满意足的从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出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叹道：“有这样的领袖，怪不得光复军能够越战越强，越来人越多。”
“不。如果事情完全如博物馆所讲，韦泽的军队大概是越来越少才对，那些追随韦泽的人不可能越来越多。”年轻的‘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为何这么讲？”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等人有些不解。
“因为……，我只是觉得韦泽陛下的做法好像有更深的想法在里面。”年轻的‘教授’即便很直觉的认为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却找不出理由所在。
就在其他革命青年准备反驳教授说法的时候，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摆摆手，“这个其实不重要，我相信我们的同志不会闹出自相残杀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民参与革命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他们从广西离开的时候只有上万的战斗部队，却在几年里面膨胀到了几十万人。太平天国到底有何等的号召力，让这么多中国人民愿意追随他们。只要找出这个关键，就能找出革命的要点。如果能有几十万俄国人民投入战争，我相信我们就能获得胜利。”
是什么让人民投入革命，这是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来自俄国的年轻革命者们感到困惑，甚至恩叔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也不得不对中国革命感到赞叹。在北京，恩叔最终还是决定收拾行李回欧洲去。恩叔不是个奢侈浪费的人，就他本人的行李其实很少，收拾起来也非常简单。
韦泽并不想让恩叔走，却也没办法阻拦。恩叔倒是很看得开，他对韦泽笑道：“阁下，到了中国这一趟，我认为革命一定会成功，虽然革命的过程远比我想象的复杂。而革命爆发的理由其实比我想象的更简单。中国人民求生存，求活路，所以能够不顾一切的投入革命当中。而你这样的领导者响应了革命的号召，两者的结合完成了革命的伟业。”
韦泽可没有因为恩叔的称赞而感到高兴，他遗憾的说道：“恩先生，像您这样的人才很少，特别是能够以自身的思维模式提供给我们思路与思维方式帮助的人就更少。欧洲毕竟已经工业国，指望欧洲爆发革命的可能很低。您在民朝的作用远比在欧洲要大的多。”
恩叔看得出韦泽的慰留之意，他笑道：“感谢阁下能够这样的看重我。不过阁下对于欧洲没有任何感情，尤其是没有革命感情，而我对欧洲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欧洲的革命发展不如民朝，所以我才更要回到欧洲去，推动欧洲革命的前进。”
“工业化时代的造反非常困难，哪怕仅仅要完成土地革命，都必然会在欧洲爆发惨烈的内战。恩先生，无产阶级的力量很弱，而各种小私有者的数量大概比无产阶级还多很多。我们讨论过，马叔所讲的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可不是被迫无产阶级，而是社会发展到私有制根本没有效率，那时候大家是心甘情愿的放弃私有的资产，选择了公有制。那样的未来无产阶级和现在被迫变成无产阶级的民众根本不是一回事。只要资产阶级稍微宣传一下，甚至不需要资产阶级的宣传，那些拥有小块土地，拥有一点点房产，拥有一个小店铺的小资产者大概就会蜂拥而起去攻击宣传公有制的革命者……”韦泽继续苦劝。他原本位面的新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革命，旧世界被彻底粉碎，公有制通过宣传与实践在新中国有深厚的基础。即便如此，走zi派们的反攻依旧让这样的制度一次次的面对危机。如果不是因为伟大的社会运动让‘公有制’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理念被人民大众接受与相信的话，大概新中国的公有制不会比苏联好到哪里。
恩叔很少见的打断了韦泽的话，“阁下，我明白的。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因为您引领的制度在民朝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民朝的公有制和国有制能够如此有效的运作。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正常运行，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回到欧洲去，让欧洲的革命者们能够更理解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如果阁下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欧洲的革命进行指导，大概我就可以留在中国而不是回到欧洲。”
听恩叔在最后对自己进行了些抨击，韦泽只能苦笑。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让韦泽对这样的输出没什么兴趣。‘我们的王八蛋还是王八蛋’，韦泽相信这样的判断。韦泽认为邓天尊一生最精妙的决定不是怀仁堂，而是在八八之后把那帮渣渣送出国去。
如果把那帮渣渣处决掉，只会人为的制造出一帮‘烈士’。把渣渣们送出去之后，渣渣的本性就会暴露。有些人可以在长期内欺骗一部分人，有些人可以短期内欺骗所有人。但是欺骗就是欺骗，从来没有人能够长期的欺骗所有人。那些海外的渣渣就成了最好的反例，向中国人民证明了许多东西。
此时的民朝本身已经是一个世界，韦泽觉得即便民朝拥有20亿人，也能很好的生活下去。至于英国与欧洲还有南美的存在，则是不同类型的国家案例，能够向未来的中国人民证明很多很多他们现在不会相信也没有兴趣去理解的东西。既然欧洲在韦泽的眼中只是某种试验用白老鼠，他自然没有兴趣去推动整个欧洲的革命。即便知道只有切肤之痛才有可能让人民进步，但是韦泽还是不太忍心让民朝的人民接受那么强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