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曰：四海珍奇归市易，寰区异味在庖门，伎巧淫技惊耳目，侈奢糜华长精神。
随便翻翻故纸堆，大宋时代那种描述商业、市井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是几乎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宋代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连锁店、24小时便利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24小时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
商业发达，连佛门也不例外。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大梁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这令人想起现在的释永信的商业头脑。）
夏季的汴梁，非常炎热，蚊虫肆虐，但是马行街没有蚊虫。这条街南北几十里长，是著名的医药一条街。来钱最快的一是劫道，二是卖药，所以这条街有钱人特多。大款多，娱乐场所自然也往这条街上扎堆。马行街是首都热闹的大街之一，一到晚上，油灯通明，直到天亮，天天如此。蚊虫恶油，是以这条街又叫无蚊一条街。
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鱼羹、李七儿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
张手美，厨师，他开了个小饭店家，京城著名小吃，位置在阊阖门外。张手美家很会做买卖，他家按需供应，按照时令节日出售相应食品，京城独一份，专卖一种东西。譬如元日（即正月初一，现在叫春节，辛亥革命后定的，公历每年的1月1日定为元旦），卖元日脔（貌似超级坛肉）；人日（正月初七），卖六一菜；上元节（元宵节），卖油画明珠油饭（好像是盖浇饭或炒饭）；二月十五日（花朝节，俗称百花生日），卖湼盘兜（把主要食材加工成馅，以粉皮之类的包裹成士兵头盔状，蒸制而成，蘸醋食，比如鱼兜子）；寒食节（清明节前二日），卖冬凌粥（类似桃花粥）；四月初八（浴佛节，佛祖生日），卖指天馂馅（介于包子和馒头之间）；重午（端午节），卖如意圆；伏日（农历六月，三伏天总称），卖绿荷包子；七夕（七月初七），卖摩睺罗饭；中元（七月十五，俗称鬼节），卖盂兰饼馅；中秋（八月十五），卖玩月羹（玩月即赏月，赏月之际，必食之）；重阳节（九月初九），卖米锦糕等等。当时人管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叫“浇店”，培养消费者习惯。每逢时节，张家供不应求，人满为患。
开肆三万家，店铺栉比鳞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饭店里，均配有“茶饭量酒博士”，类似迎宾服务点菜员，看人下菜碟儿。见年少多金的主儿，则给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当然茶饭量酒博士是有提成的。酒肆俨然成了一种多功能场所，如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在此谋生活。大宋色情业异常发达，并且合法化，类似酒肆提供色情的，比比皆是，见惯不怪。唯独州桥炭张家、奶酪张家不提供这种服务，卖酒就是卖好酒，召妓尽管去杨楼、丰乐楼。东京正店有酿酒权，从官府处购买酒曲酿造，脚店则无。脚店只能从正店批发酒水来卖。包子馒头都叫馒头。宋人王栐的《燕翼贻谋录》说：“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都谓之馒头。”
譬如北宋东京汴梁，一到农历六月份，街道两旁皆有冷饮摊，冷饮摊上撑着青布大伞，伞底下摆着红木桌椅，等着顾客买冷饮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有“冰雪甘草汤”、“冰雪冷元子”、“生淹水木瓜”、“凉水荔枝膏”名目。
《梦粱录》记载，南宋首都杭州也有卖冷饮的。人们把果汁‘牛奶、药茶、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的饮品，名叫“冰酪”，如北宋汴京的“砂糖冰雪冷元子”，南宋临安的“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等。南宋的西湖老人在《西湖老人繁盛录》“诸般水名”中记载有一种解暑的冷食品叫“乳糖真雪”。从字面推测“乳糖真雪”就是冰激凌。诗人杨万里《咏酥》诗，“”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销。虽然说的是酥，但是古代的冰淇淋一般做成半流质装盘子里的，也有奶油冰淇淋的嫌疑。关于大宋商业太多的资料了，这个就不摘录下去了。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但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度化。当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宋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在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时期的产物与象征。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 对比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
中国自古的意识形态都是重农抑商的，缘何在大宋迎来了所谓的“商业大革命”？“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是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命根子，但也是阻碍社会思想、生产力爆发的根源。《史记》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所谓屁民我剥削得尔等剥削不得。这个是中华顽疾了，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资本力量，偏偏一本正经地批判资本主义与资本独裁，真是可笑。）从周朝制定礼仪以后，就定了阶级，士农工商，士是指士大夫，农即指农民，工是指小工业者，手工业者，商是最下等的，即商人。有些朝代规定，商人不得做官，不得穿绸，要穿两色鞋。古代的人认为，财富是通过农业创造出来的，是农民创造的，没有农民，就不会有社会财富。这话也对也不对，偏颇了。产出是富裕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世界上原材料产地一大把，几乎没有富裕的。认为产出能导致富裕的，只能证明中国自古逻辑思维不发达。随便讲，比如蒙古，各种矿藏比如煤、稀土，羡煞旁人，但它已经穷得旁人提不起来了。也许商朝在中华语境中属于反面形象，带累了“商”的形象。(商国人开始了经商行为，商国第七任君主王亥为中国商业始祖。这大抵是周武革命，打倒殷商，周被树为正面形象后的附带效果吧。)
但至迟到宋朝，中国已经补上了“商”这一课。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方。（《白银资本》）美国汉学巨头费正清与赖肖尔合作撰写的名著《中国：传统与变革》,所用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说：北宋开国前后，四川通行的是铁钱。铁钱体重值小，买卖交易用钱量大。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买一匹绢，需用两万个小铁钱，重量共达一百三十斤，得用车载驴驮，极为不便。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间出现了交子。吴自牧《梦粱录》说：宋代的“市”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华处也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
据《宋代经济史》（以及《北宋中期耕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格局重建》）计算，北宋熙宁末年（约在1077年）全国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宋代1亩≈0.876今亩），面积和亩产都远超前代。宋真宗时，从越南一带引进了耐旱、高产的占城稻，在江淮地区推广种植。大幅度提高了中国水稻及粮食总产量。北宋，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将近60%，到南宋，终于形成“苏湖熟，天下足。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
另外，稻谷产量增长，从漕运数据也可见一斑：唐天宝年间漕运稻米250万石，大中（唐宣宗，847-860年）年间1407846石。而南宋虽偏居一隅，而漕运稻米却已达600万石（《能改斋漫录》）。这个对比十分惊人，小粉红们嘴里的汉唐盛世，居然比不过半壁江山的一半，可谓非常打脸了。
谬史氏曰：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宋朝都步入了商业社会，与历史上的那些辉煌的商业文明不遑多让。这一点实实在在是中华的骄傲，错点的科技树终于补足了短板，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抱着重农抑商观点的国人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谓打击奸商（大到拍电影的，小到带奶粉的），仍然是我们现在一些人的选择，不由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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