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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铁饭碗,谁要去打工(2 / 2)

多年之后,母亲跟我回忆起小赵叔叔的往事时,时而埋怨小赵叔叔“不思进取”和“大男子主义”,说他抱着“国营大厂职工”的名头死要面子,时而又感叹,如果小赵叔叔早生三十年,没遇到国企改革那该多好。

“你赵叔叔是个很好的人,做人实在,干活肯‘下力’,但是有一点不好,懒!”这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小时候我不明白,一次课上老师让用“但是”造句,我就把这句话学给老师听。老师说我的逻辑不对,既然“干活肯‘下力’”,怎么还会“懒”呢?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你赵叔叔的“懒”不是不肯下力气的“懒”,而是不肯动脑子的“懒”。

小赵叔叔初中只读了一年便没再念了,他说自己是榆木脑袋,一看书就心烦。刚上班时,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身蛮力做活,领导觉得他又实在又肯吃苦,有心提携他,先是连续三年给他评了“优秀职工”、年年发奖状,后来又把他从搬运队调到了车间,想让他学点技术,留待以后慢慢培养。

但小赵叔叔就是不愿学技术,说自己学不会。厂里办的培训班他总逃课,有一次厂里送青年职工去青岛学习,为期五天,他只待了半天便不见了人影,领导骂他,他就说,别人学会了就行,学会了指挥他干,他绝对干得好。

我母亲给小赵叔叔当师父时,曾教他开“行车”(装在厂房或厂区上空,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又称天车、航车),小赵叔叔倒是不怕车厢里冬冷夏热,就怕我母亲给他讲解操作规程:“就那几个‘把子’,知道前后左右上下不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结果等他第一次自己上手操作,行车直接就撞到了车间墙上,撞坏了限速器,被厂里罚了2000块钱,勒令转岗。

“别人干学徒工,大多一年就能出徒,你赵叔却足足干了三年,为啥?他到死都看不懂图纸,别人不指挥他,他就干不了活。他说自己学历低学不会,可是和他一起干‘下料’的小吴,小学毕业就进了厂,人家就是自己学,看书、找技术员问,当年就出了徒,活干得不比老职工差,人家能学他怎么就不能学?”

长此以往,小赵叔叔的一身蛮力,不仅无法抵消技术上的无知,反而常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车间赶一批急件,按件数给奖金,你赵叔主动请缨,自己一人干了一宿,搞出来200多个。领导起初很高兴,想奖励他,结果技术员一看就急了,原来他根本没看懂图纸,200多个件全干错了……”后来,小赵叔叔不但没拿到奖励,还被领导罚了款,他为此跟车间闹了半个月,到头来还是只能乖乖认罚。

每次我母亲劝他学点技术,他就反过来呛我母亲:“咱这可是铁饭碗,到点儿他们就得给咱发工资,我技术不好又不是不干活,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了不成?”

“国营大厂以前确实是个‘铁饭碗’,只要你不被判刑,可以在厂里混一辈子。这个干不了可以干那个,都干不了还可以去后勤蹲着,工资照拿。你赵叔当年认死了这一点,结果最后还真就死在了这上面……”

正如我母亲说的,当国企改革大潮到来、厂子要“轻装前进,渡过难关”时,小赵叔叔顺理成章成了第一批息岗的人。即便他心里依旧“以厂为家”,但厂子早已容不下他了。

老厂子1998年完成了破产改制后,包括我母亲在内,以前息岗的工人大多又陆续被召回到了厂里工作,小赵叔叔虽然迟迟没有接到厂里召回的通知,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厂里的人”,坚定不移。

“当年你赵叔叔虽然息岗在家,但我们还是能时不时在厂里见到他。”母亲说,小赵叔叔去厂里就两件事,一是去找领导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二是去厂门口的公告栏,看厂里近期有什么集体活动。

开始时,领导还是笑眯眯地应付他,说改制还未结束,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个通知他。后来他去的次数多了,领导逐渐不耐烦,有时避而不见,有时两三句话打发了他。

按惯例,每年年底厂里要开职工大会,即便在改制的日子里,厂里也会把所剩无几的“留岗”职工召集起来开会。那时候,小赵叔叔会不请自来,坐在开会的大礼堂里,还专挑靠前的位置坐。每次总公司来的领导让职工发言时,他都会站起来,说自己代表为企业“轻装前行”而息岗在家的职工们提个问题:厂子何时能够完成改制,让大家回来上班?

最初不明所以的大领导以为小赵叔叔真的是“息岗职工代表”,便一本正经地跟他讲解“当前改制的进度”“改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企业针对息岗职工的政策”,但后来知道他所“代表”的完全是他个人,便很生气,直接把他赶出了会场。

小赵叔叔气得站在大礼堂门口骂娘,说自己虽然息岗在家,但没被厂子开除,还是厂里的职工,凭什么不能参加职工大会?是不是厂里准备悄无声息地“把息岗在家的职工当大鼻涕甩了”?

他的话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和他同样息岗的职工也去厂里跟他一起“讨说法”,以至于厂里不得不专门把“职工大会”改为“在岗职工大会”。

“他这样做,也相当于帮助同样息岗的职工向厂里施压,应该会有人买他的好,不至于去世的时候那么冷清啊?”我这样问母亲。

母亲说,当时确实有人觉得小赵叔叔“仗义执言”,和他走得挺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却让厂里的人多少埋怨上了他。

1999年,小赵叔叔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打了一架,派出所出警后把他抓了,在做笔录材料时,民警问他平时做什么,他酒还没醒,迷迷糊糊地说“在家闲着”,民警就在“职业”一栏里写了“无业”。

不想在最后的当事人签字捺印环节,醒酒后的小赵叔叔看到了“无业”二字,非常不满,说自己是XX厂的职工,不是无业,还要民警带他回家拿以前厂里发给他的工作证。“职业”不是什么重要信息,民警懒得跟他跑,便给他改成了“XX厂XX车间职工”。

对于民警来说,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信息。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兼并了厂子的上级总公司对下级分厂有一个考核指标,叫作“治安稳定奖”。按照总公司的管理章程,下属分厂如果全年内无任何职工因违法犯罪被警方处理,年底便能获得一笔奖金,分发到个人,领导干部可以拿到几千元,一般职工每人也有几百元。

而小赵叔叔,是那年整个厂子里唯一因违法被警方处理的人。年底,当全厂干部职工都在眼巴巴盼着这笔奖金的时候,总公司突然下达通知:“据举报,XX厂职工赵XX在1999年X月X日违法被警方拘留,经总公司核实,取消该分厂治安稳定奖的评选资格。”

母亲说,后来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厂领导去总公司说明情况,但总公司领导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厂领导哑口无言: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他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担责。

这明显是总公司不想给分厂发放奖金的托词,但小赵叔叔却记住了总公司领导的前一句话——“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他很高兴,逢人便说还是总公司的领导觉悟高,还记得他。

但全厂职工却记住了后一句话。

“现在看几百块钱不多,但那时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很多人已经计划好年前用这笔钱干点什么,结果因为你赵叔叔,计划全落空了……”母亲说。

当时厂里骂声一片,有人甚至说要“收拾”小赵叔叔,从那以后,便没有人愿意和小赵叔叔走近了。

也是在1999年,我父亲也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创业。那年是小赵叔叔息岗在家的第三年,他每月仍旧拿着微薄的补贴,偶尔打些零工,日子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身边缺少人手,便问小赵叔叔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干,小赵叔叔同意了。

父亲是搞技术出身,创业做的也还是技术类工作。我母亲有些担心,怕小赵叔叔干不了,父亲却说没关系:“我可以带着他,慢慢学。”

但我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2000年刚过,他就和小赵叔叔大吵了一架,吵到两人差点儿动手干仗,最后小赵叔叔拂袖而去,说再也不跟我父亲打交道。

提起那次吵架,父亲只是对我叹气,说自己真的想帮一下小赵叔叔,但最后却帮出了仇人:“教什么都不愿意学!一个很简单的活,我给他演示了八遍,每一遍他都看两眼就说会了,然后给我搞得一塌糊涂……”

小赵叔叔依旧喜欢喝酒,却不再找我父亲喝。在酒桌上,他经常向酒友抱怨,说自己当年好歹是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周工作五天,工资到点就发,“现在可好,变成给私人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了”,经常加班加点不说,还要时不时看老板脸色,“想起来窝囊得很”。

这话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他生气极了。我父亲觉得自己开给小赵叔叔的工资已经很“够分量”,远超过小赵叔叔为自己创造的价值,于是就找小赵叔叔谈了次话。不想小赵叔叔火气更大,借着酒劲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新账旧账全翻了出来。

“一天工程上出了事,我带他去抢修,提前一晚通知的他,他第二天中午才来,酒都没醒。到了施工现场,我和带去的工人都在干活,就他在一旁抽烟看戏,回来之后我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脾气比我都大!”

小赵叔叔则说,那天是周末,本该休息,天又下大雪,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工作日解决?

“按他那说法,他是大厂职工,周末不出工,下雪要休息——我还是立过功的军转干部呢!身份不如他?有单位的时候啥都好说,现在自己出来谋生计,谁管你以前是干啥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谈什么福利待遇!”

吵完这一架,小赵叔叔就撂挑子不干了。

当晚,我父亲在家跟母亲感叹说:“都是国企出来的,其实我心里很理解他,年轻时靠力气吃饭,不求上进也无所谓,厂子不垮咱就有饭吃。结果年纪大了,力气也用得差不多了,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厂子却突然垮了。回头看看,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但习惯已经养成了,再让你重新开始,难啊……”

时间再往后,当年息岗后离开厂子的职工,有人创业当了老板,有人炒股发了财,还有人跑货运开了物流公司。我父亲下海后赚到的钱虽不算多,但维持家庭开销后也能少有结余。

可是在小赵叔叔眼里,我们全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坏人。

直到2003年,息岗五年后的小赵叔叔才得到了“回厂上班”的通知。听我母亲说,那还是街道办与原单位反复交涉后的结果——因为小赵叔叔被查出了肝病,需要医保,可只有上班才有收入和医保,否则他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是,小赵叔叔人虽然回去了,但厂里却没有让他再回车间,而是让他在保卫处挂了一个名,平时就在家属区当保安巡逻。

和我父亲闹僵后,小赵叔叔跟我也没那么亲近了。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厂子家属院,大家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回去办事见到他,他也不再喊我“小么子”,而是叫我“小资本家”了。他老得很快,年轻时精壮挺拔的小伙已成了一个接近300斤的谢顶胖子,骑在一台小电动车上,几乎把车身压垮。

他会留我在他的门卫室里吃饭,还依旧喜欢喝酒,两杯酒下肚,拍着胸膛向我炫耀说,现在全家属区一共有12名保安,只有他是保卫处的“正式编制”,其他都是厂里雇来的临时工。

可我却慢慢不愿再和他聊天了,因为无论聊什么,最终都会绕回到同一个话题——国营大厂当年为什么会垮?“就是因为像你父亲这样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太多,才搞垮的。”

小赵叔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前什么人才当“个体户”?都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走投无路了才去当,结果现在反而这帮人赚钱了、出息了,没人肯在厂里“下力”,最后厂子垮了,他们这些为厂子奉献了青春的人都被扔到了街上,让人笑话。

有几次我忍不住和他争了几句,他争不过,便气呼呼地说:“要再来次运动,你们这些人都是‘小狗崽子’,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教的!”

我把这些话讲给母亲,母亲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和他争这个。我问母亲:“小赵叔叔以前一直在车间,怎么就去当保安了?”

母亲苦笑说:“如今,你赵叔除了保安还能干啥?改制后厂里上了自动化生产线,全是电子设备,电脑上操作,连行车都用遥控器了。回厂之后他不是没去找过领导,领导也让他学了三个月,可他就是学不会。”

“大家都是培训考证,没有资格证就不能操作。现在‘下料’用的都是机械臂,他力气再大能有机械臂大?”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厂里都是绩效考核制,哪个部门都不想养闲人,他能去当保安不错了,过几年,厂里的后勤一旦交给地方物业公司,他恐怕连保安都没得当了。

大学毕业前,我又见了一次小赵叔叔。他问我想好去哪儿工作没有,我说还没,他说:“厂里有政策,正式职工的子女如果有本科学历,可以优先进厂工作,你妈也快退休了,赶紧去厂里找领导活动活动。”

他把“正式”二字说得很重,还劝我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学历,“现在想进厂工作,要么当兵,退役后父母一方单位无条件接收;要么接班,享受大国企在职职工子女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至于学历,“能有啥用?硕士博士也不一定能进得来”!

我说想趁年轻出去看看,读书也好、工作也罢,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他就说我“没出息”“不识时务”,“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后来听说我当了警察,他的态度又变了,说我真听他的话,捧上了“金饭碗”,这辈子不用愁了。再后来当他听我母亲说我回高校继续深造时,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说,这孩子废了,“脑袋被门夹了”。

再然后,我就收到了他患病的消息。

10

其实这些年,我家和小赵叔叔已经渐行渐远。

2013年年末的一个深夜,我正在派出所值班,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赶忙接起来。母亲在电话里说,赵叔叔因为殴打他人和故意损毁财物被辖区派出所抓了。

那天晚上,小赵叔叔在保安室里喝了酒,要去单位领导家里“讨说法”,两个同事阻拦他,他不但打伤了两位同事,还将保安室砸了个稀巴烂。派出所民警从警综平台上查到了小刘阿姨的电话,打通电话,小刘阿姨却不管,只把我家座机号码给了警察,让警察找我们。

电话是我父亲接的,他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和母亲连夜去了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并没见到小赵叔叔,向民警询问情况,民警说小赵叔叔砸玻璃的时候自己也被割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急救,两个被他打伤的保安同事倒无大碍,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休息了。

我父母刚松了口气,民警又说,小赵叔叔砸坏的保安室监控设备很贵,他可能要被刑拘。母亲听罢,急忙给我打电话,想问一下这种事情派出所会怎么处理。我想了想说,单位追究的话他肯定要去坐牢,不追究的话赔点钱做个检讨也就算了。“你都退休了,就别管这事儿了,联系一下保卫处的领导,交给他们去办吧。”

我实在不想父母再为这个人操心了。

那晚,小赵叔叔之所以要去找单位领导“讨说法”,是因为当天上午他得到消息,小区居民和保安同事多次举报他上班时间在保安室里酗酒,他4000块钱的年终奖金可能不保。

他当天下午便去找了保卫处领导,要求领导“给他一个说法”,领导拿出条例说,“上班期间违反规定喝酒”按照规矩就是要处罚。小赵叔叔又跟领导拿“我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说事,领导说,扣发奖金已经是看在企业老职工的面子上了,换了其他人,直接就要被开除的。

小赵叔叔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又在保安室里喝醉了,借着酒劲搞出了之后的事端。

我父亲又去了趟医院帮小赵叔叔垫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小赵叔叔说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父亲表面上劝他不用着急,先把伤养好,心里却明白:这事儿厂里真追究起来,谁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领到下个月的工资了。

小赵叔叔没有去坐牢,只是被保卫处除了名。母亲说,那3000块钱医药费他后来还了,还钱那天他又来我家想找我父亲喝酒,我父亲没跟他喝。

当然,即使没喝酒,小赵叔叔还是在我家抱怨了一通,他说现在改制改得厂里的人就认钱,动不动就“罚款”“扣奖金”,他在厂里这么多年,年轻时任劳任怨,现在年纪大了,养养老怎么了?工资低不说,还没人给他面子,不就是喝点酒嘛,领导给他“上纲上线”……

我父母实在没有耐心听他抱怨,便找了个托词,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我问父母,那晚即便前妻小刘阿姨不管,可小赵叔叔有那么多亲戚,也没道理找你们啊。父亲说,其实那晚派出所联系了很多人,但一听是他喝酒闹事,都说不管,其中包括小赵叔叔老家的亲戚,后来说赔钱的时候,更是没人出面了。

我父母也是事后才知道,其实他家里的那些亲戚早就不再和他走动了,那个小时候曾在我家借住过半个月的侄子,就在家属院的邻街和小赵叔叔的大哥开着一家火锅店,但他们也躲着小赵叔叔好多年了。有时在街上遇到,最多也就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

“当年厂子效益好的时候,小赵老家的亲戚隔三岔五就要上他这儿来,有时在单身楼上找不到他,还找到车间去,你看现在……”母亲有些唏嘘。

新年过后,小赵叔叔的骨灰被他的女儿送回了老家,那张贴在厂门口公告栏上的讣告,很快就被别的通知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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