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在家乡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
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
粗粗一想，这环境，这活儿，都不错。
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
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
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
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两家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
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在数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个子一样高。他们走得很快，大概走到胜山头，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门就是吴石岭。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
千难万难都是难，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发达，终于都成了大老板。
他们的发家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