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上海要上班，没法因为我的出生赶到乡下来，写信写得很勤。邻居上街，几乎隔天就带回来一封。
见有信，祖母就从妈妈手里接过我，坐下，准备听妈妈读信。妈妈用剪刀把信封剪开，抽出信纸，打开，掸一下，就读了。
今天祖母看到儿媳妇只看不读，表情有异，连忙追问。妈妈突然回过神来，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爸爸在信中告诉妈妈，姑妈好像怀孕了。更麻烦的是，姑妈的丈夫，我的姑夫，已经去了遥远的东北。
我到长大后才知道，姑夫去东北，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对东北的争夺。他受组织调配，准备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几座东北城市之后参与管理。上海与他一起北上的地下革命者有好几十名。当时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会因为妻子怀孕而不服从这样的调配。
妈妈在读信时只为姑妈感到鼻酸。丈夫远走了，母亲反目了——这样的怀孕多么可怕。
几个月后是严寒的冬天。那天上午，妈妈出门去买菜，刚走了一半，就遇到一位被称为“信客”的私人邮差。那人心急火燎地拦住妈妈说：“就为你家的事，我特地从上海赶来！”
说着，从包袱里拿出一封急信，是爸爸托他送的。
妈妈在路上拆开信一看，完全愣住了。
爸爸在信上告诉妈妈，姑妈昨天因难产而亡！
爸爸说，这事不能瞒着祖母，祖母经受过太多孩子的死亡，应该经受得起。但是，说的时候一定不要莽撞。爸爸又说，他和叔叔会把后事处理好。
妈妈回家后避过祖母的脸就上了楼。不久，祖母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声音，那是妈妈捂着被子在哭。
很快祖母就问出了真相。妈妈说完后就一直搂着祖母，摩着她的背。祖母始终不说话，闭着眼睛。
半个时辰后，祖母站起身来，对妈妈说：“叫隔壁桂新陪我走到观城，那里有汽车到宁波，我赶今天晚上的轮船！”
妈妈说，由她陪着到上海。
祖母问，小孩怎么办？
妈妈说，交给邻居管几天。
祖母厉声说，那怎么能放心？你万万不可走！
这是婆婆对媳妇的第一个强行命令。
祖母说完，点了一点钱就上路了。从家到观城，有十里路。冷风夹着雪片，几步一滑。祖母一路催促着桂新，像是在奔跑。
第二天下午，祖母在上海安乐殡仪馆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姑妈余志杏。
一个女婴在哭。听说姑妈临死前一直在念叨：“保孩子，保孩子……”
姑妈的遗体边站着很多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律笔挺的身子，瘦削的脸，都低着头，擦着泪。谁都知道，他们是姑妈的“战友”。再过两年，他们的党将夺取全国政权，但现在，他们这一群人的首领，却走了。
祖母挣脱了我爸爸和叔叔的搀扶，一步上前，细细地看着姑妈的脸，摇了摇头，轻轻叫一声：“娘错了，阿囡！”
然后，祖母把脸贴到了姑妈脸上，呜咽着：“娘错了！娘真的错了……”
吴阿姨也来了，陈妈也在。爸爸和叔叔要张罗追悼会的事，吴阿姨和陈妈搀扶住了祖母。
又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祖母浑身一抖，问：“孩子交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