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又无限上纲，直到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应该超越最起码的人道界限。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我们在各种介绍庞贝的文章书籍中常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未必来过这里，凭着道听途说，想像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没有任何需要被惩罚的理由，只不过后人见到的其他废墟里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号，一在这里见到就大惊小怪了。平心而论，庞贝在整体上还显得比较收敛，反衬着后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场撑大，随之又撑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
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之外。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採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
《意大利之行》
歌德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时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和装饰，一个个房间只以有限的地基面积对比在无垠的天地之间，只能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从时间上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来的，他们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来，庞贝城也有奢侈糜烂，但在整个城市如此惨烈地毁灭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多评论家说它只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实在有点不道德，尽管他们也算是道德评论家。他们不敢像泰纳那样承认，自己的生活其实要比庞贝人舒适得多。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助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我在几年前曾读到过中国学者朱龙华教授写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对朱教授细致分析的从西塞罗到小普林尼的文学表达方法很感兴趣，后来就在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向一位历史学家讲述庞贝灾难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这是人类从这场灾难中惟一接收到的一个现场幸存者的完整叙述，何况他正巧是个散文家，其珍贵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别人担心他被埋没，把他叫醒。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爆发引起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因此，庞贝灾难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普通市民，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古代最博学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眯眼远望，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朱龙华教授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拥有了先秦诸子以及屈原、司马迁，此时还正在构建自己更系统的精神基座。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经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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