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学者弗·培根曾用拉丁文为艺术下过一个定义：
Ars est homo additus naturae。
（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
初一看，这个定义颇为粗疏。但奇怪的是，许多现代艺术大师经过长期的探索和颠荡之后，又回过头来对这个数百年前的定义投注了温煦的目光。
一九二八年，欧洲现代最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家安·莫洛亚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其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艺术的对象是现实的图画，……同时这现实又是由人的理智安排的。我们可以援引培根的不朽的公式：“艺术是与人相乘的大自然。”
震动现代画坛的艺术大师凡高，则在一封私人通信中写道：
对艺术我还不知道有更好的象下面的定义。这定义是：艺术，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这自然是他解放出来的……
美学家们也以近似的论述方式验证了这个定义。例如，黑格尔指出，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而现代著名美学家桑塔耶那则认为，一切美都可以从这种遇合中寻求：“美乃是灵魂与自然一致所产生的结果”。
这些说法，含义并不一致，着眼点却相去不远。因此，尽管培根的定义不太符合现代逻辑对于定义严密性的要求，艺术创造的要旨却被它触摸到了。
中国古代艺术论，只要是达到了较高层次的，大多也会从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交融关系上来论述艺术构思的起始和极致。它们主张，最理想的创造，出之于艺术家“心与物化”的创作状态之中。连描摹竹石马兽，也不能徒取其形，只有当艺术家的心灵与竹石马兽，融成一体。难分彼此，才能进入“化境”的创造。这样的记载，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籍中不可胜数。中国古代艺术家不习惯制订定义，他们常常通过追述自己和友人的具体创作体会来窥探艺术的真谛，通过对特定风格的解析来裁定心与物的融合程度，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幡帜，是深深地插在经验实证的土壤上的。这更可靠，何况他们立足的土壤是那么久远、那么辽阔。
其实，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特别发达的关于艺术形象的论述，也大都是从这条思路上凝冻出来的。“意象”、“意境”、“神用象通”、“拟容取心”、“形神皆备”等等，无不如此。艺术形象，乃是由主客两方的不同组合状态所凝结成的自足感性形式。对此，中国古代艺术家体察得最深。
中国现代艺术家仍然劈头遇到这个问题。作家王蒙深有体会地说：
回忆我个人写作的过程，最难解决的也是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时候这个问题不象哲学上的问题那么容易说得清楚，那么单纯。在文学创作上、文学作品里往往是非常纠缠不清的一种关系。文学作品，它既是非常客观的，又是非常主观的。
《创作是一种燃烧》
此起彼伏的西方现代派艺术纷纭繁复，若要撷取它们共通的理论基因，那么，不妨说，它们大多以一种特殊的对抗方式描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对抗，也是一种遇合。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放心地把主体心灵与客观世界的遇合，作为我们考察艺术创造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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