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每当我在世界各地一个个伟大的废墟间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只要看到一次就能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能震撼十次，震撼的力度一点儿也不会减弱。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都有可能突然面临灭亡，而这种灭亡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司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哪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灭亡了。有的遗迹还在，传承没有了；有的连遗迹也不多了，只剩下传说；有的连传说也没有了，失去了最终的记忆。这种情景既让人感到苍凉，又让人产生达观。天下匆匆，能留在历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们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佛家和老庄对于历史的不在乎，甚至对于记忆的不在乎。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传承显豁，甚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而且，我们的很多记忆往往是宫廷化、征战化的，与我们最看重的文化记忆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这次为时一年的讨论型课程，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
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
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
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
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
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其实，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如果给“神话”这个词更多的诗化定位，那么，那些主干性的神话故事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型”，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渗入我们的文化DNA。
但是，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哲学才能阐释的高度。我们国家的神话研究大多还没有抵达这个境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谈论一下这个问题。话说回来，对于我国多数传统型学者来说，神话只是一种浪漫的传说，缺少历史说服力。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切实的证据。他们希望，中华民族的记忆应该依凭着实实在在的生态资料和精神资料。刚才万小龙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是指生态资料；而王牧笛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精神资料。
那么我们也只能把安安设定的神话起点暂时搁置一下了，来看看多数文化学者心目中的文化记忆。
但是，文化记忆的获得，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