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
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
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
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裘小玉：
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则给君子之道提供了行为准则，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
余秋雨：
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皇帝们推崇的时候，皇帝们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来的政治图谱，全国就是一个家，我是家长，我的权威像天赋血缘一般不可动摇，所有的人都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我。
对于孔子学说的人格基础——君子之道，历代朝廷虽然也会讲，却不会由衷地重视和执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本身不是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丛林原则和好汉原则。
我在《摩挲大地》一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我是个现代学者，但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学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区分，但怎么划分也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划分那样清晰有力。
丛治辰：
那篇文章我还记得，余老师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
我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来提醒广大读者，我们在区分社会上种种是非、善恶、利钝、真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的人格界线，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