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上次说到的几段故事，体现了司马迁的叙事功力，但在整体上，《史记》是散文结构，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的超越型文笔。
我觉得用这种文笔来写历史最合适，因为在基本神韵上，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或者说，历史结构很像散文结构。它有情节又不完整，有诗意又不押韵，有感叹又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么？
更让我高兴的是，他的文笔，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
我们从上几次讨论中已经看到，司马迁坚守着美学职能。因此，说《史记》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其实是在肯定朴素的美学基础。朴素，是对奢靡的摆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摆脱文学上的奢靡，是一种艰难的努力。因为很多人都在追求奢靡，并把它看成是一种品级、一种时尚、一种美。
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的是辞赋之风。辞赋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有铺张、浮华之弊，空洞的词章如河水泛滥，却又因刻板的音节、对偶、排比而大同小异。在这种文字气氛中，司马迁用朴素多变、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无异是一场浩荡的清风席卷文坛。
但是，铺张、浮华的文风不仅有一种惯性，而且还有一种代代再生的功能。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用大力重新呼唤朴素文风，才成气候。但是，在他们之后，这种呼唤还不得不一再响起，因为那个**病像一种间歇症一样一次次复辟。
直到今天，请听听上下左右那么多发言、报告、陈述，其中拥挤着多少套话、空话、大话，而且都那么琅琅上口、抑扬顿挫。更麻烦的是，由于传染和诱导，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学性。
开始的时候，这可能与我们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关。很多教师从一开始就误会了。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字间挣扎：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最后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我当时想，成语是中国语文中的财富，为什么老舍主张“尽量不用”呢？后来看书多了渐渐明白，成语是递给一般表述者做一般表述时的拐杖，在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看来反而会成为“类型化”的障碍。例如，哪里会有一个真心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会偷懒地去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呢？除非是黑色幽默。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不会频频沿用。
同样的道理，现代生活中那些互相模仿的四字句现代骈体，听起来整齐而顺口，实际上却造成了接受上的惰性疲倦，又败坏了中国语文的生动风姿。
王牧笛：
我对写作腔或者演讲腔也有一种强烈的负面感受。比如大学生辩论赛，大学生们说的话，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认真思考。基本上现在每场辩论赛最后四辩总结的时候都会说：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大家好，对方辩友，我不得不指出你们的几个问题，第一，扬汤止沸；第二，指桑骂槐；第三，暗度陈仓；第四，逻辑混乱；第五，概念不清……基本成了套路。
余秋雨：
是啊，现在到处都是越来越空洞的排比套路。
为了讥讽一下现代套路，我们不得不向汉代的司马迁求援。让他告诉大家，自古以来的好文章，都不喜欢那种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其实《史记》里也不是没有骈句，但却获得了严格的控制。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建议，你们在写作中如果不小心突然想出了几句对仗的句子，一定会很高兴，但是要注意，绝不能过分。两句就是两句，不要凑成四句，如果凑成了四句，那也千万不要让它们全押韵。全押韵很容易，但就变成假的了。世间文字，过巧即伪。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段，四字句，全押韵，后来的学者就判断说，这是别人插进去的，因为大家知道司马迁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牧笛刚才说到的演讲上的僵硬套路，听上去让人讨厌，却是出于一种不自信。现在很多官员报告的套路，远比你所说的演讲比赛严重。全讲千篇一律的话，却又响亮。我们是一个不善于演讲的民族，再加上多少年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熏陶，一开口就轻松不了，也自我不了，不得不抓住那些亮闪闪的坚硬扶手，但是又想掩盖，因此特别大声。这就形成了一个规律：演讲时的语言越整齐、越响亮，就越没有自信；反之，越朴素、越从容，就越有底气。
金子：
我记得在小学五六年级稍微有一点语文基础以后，老师会让我们买很多的经典作文，背里面的形容词、成语，然后用它们造排比句、对偶句，要押韵。这种大环境下的文化教育，对造成当今的这种状况有影响吗？
余秋雨：
有，正是这样教育的结果，加上一种上下沿袭的官场生态，更使这种文风变得合法，广为传播，得不到任何控制。所以我想，你们年纪还轻，是不是一起来做这件事，做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胡适、鲁迅他们做过的事情，“文起八代之衰”。
除了中国的文学前辈外，我还想用法国作家雨果的例子来勉励你们。法国漫长的古典主义传统中也积累了大量华丽、刻板、削足就履的文字模式和戏剧规程，一度还被看成是上层社会的文明标志。连莎士比亚的戏在巴黎演出，也因为有不少生活中的普通语言而被拒绝，认为“太俗”。雨果决心冲破这一精致的罗网，花了极大的努力与巴黎民众的审美习惯搏斗，甚至组织起了一支青年文化“铁军”，领头的就是戈蒂埃，后来现代派诗人的代表者。大家知道雨果终于胜利了，在雨果之后，法国成了现代艺术最有创造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