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
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龙的形象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形象，国内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读，龙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应该换一个图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来。一个强大的族群的早期图腾总是凶猛的。不少国家以狼、熊、狮、鹫作为民族象征，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中国商代青铜器上饕餮图纹比龙更为狞厉，但我们为此而自豪。为了不让外国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号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代，才早早地把图腾强化。
社会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节来振兴或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的？
余秋雨：
元旦也不过了？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都不过了？随之而来，我知道，西装不能穿了，电影、电视都不能看了，电话、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按照逻辑只能这样。我想提醒一句：过节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抵制”是自由，要别人一起“抵制”是强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专制。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民族主义而走向专制主义？
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余秋雨：
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做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呢？
余秋雨：
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
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历史剧往往有两个倾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某种戏说，从闹着好玩的角度来吸引观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贴近历史，讲的主要是权谋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倾向的？
余秋雨：
这两个倾向古已有之，但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本质更接近于游戏，因此我更寄情于“戏说”，尽管现在“戏说”的等级还有待于提高。
莎士比亚前期写了不少更贴近历史的历史剧，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剧团会去演这些戏？带着厚厚的说明书弄清了历史背景再进剧场，这还算是看戏吗？
把历史交还给历史，让虚构来主宰艺术。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必要树立文化偶像吗？树立多少？什么度是合适的？
余秋雨：
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传承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
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
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听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
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
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
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响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
余秋雨：
成年人的记忆力当然没有小孩子好，忘记一些文化积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恼，也不必羞愧。成年人胜过小孩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生体验，其中包括对古往今来多种文学作品的体验。这比语音、成语之类重要得多，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孩子们的老师。
你的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担忧。这些年来，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一些技术性的文化细节，而完全不在乎对大道、文脉、时运、诗魂、意境、心灵、感觉的体验了，这真是文化的一种可怕堕落。记住，文化之神永远大于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远大于文化之术。对此，万万不可颠倒。
有越来越多的节目将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选秀节目将小孩子变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长的纵容与制作人的刻意引导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小孩早熟”的现象，您怎么看？
余秋雨：
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进入选秀节目。成人没有理由如此侵扰幼者，喧闹的社会没有权利过早地玷污纯净的童年。
纯净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拔苗助长是一种最残酷的伤害。每次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在电视里模仿成人情感的节目，我都想伸手拨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因为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秋雨老师，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电视剧，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都在计划重拍，您觉得反复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创作者的原创力枯竭呢？
余秋雨：
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不喜欢老片重拍。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学上，老片有一种“先期号召力”，但是，观众在观看时的对比和厌倦，必然超过这种先期号召力。更尖锐的问题是：那些老片产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在精神上很难引起当代观众共鸣。如果要共鸣，那就要对老片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拍个新片？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
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余秋雨：
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
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
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余秋雨：
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
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客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余秋雨：
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舍，秋雨老师怎么看？
余秋雨：
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通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余秋雨：
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
上海的学者们，既然你们做对了，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属于政治、经济、科技的盛世。我所担忧的是，我们许多文化精神却在流逝、在消退，我们是否需要再有一个战乱的时代，才能迎来再一次的文化繁荣？
余秋雨：
以为战乱能推进文化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误会。这种误会，大多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影视作品种下的恶果。
战乱，永远是文明的最大摧残者。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毁于战乱。如果说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灾难会带来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但我们不能为了培植这种大爱精神而期待地震。
战乱确实有可能激发英勇气概，但更多的却是非人道的残忍。而要消除这种残忍在人们心灵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费远比战乱更长的时间。墨子说，一心只想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他们会用千言万语论述战争的必要性，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战争。因此，他提出，为了普天下的“兼爱”，必须坚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进行创作时都带有某些怪癖，比如说李白，每当他写诗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写字台前面，古龙在写作之前必须把手洗得很干净，干净得甚至都脱皮等。这些怪癖包括我们讲过的魏晋名士们也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方式，您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癖的才子吗？
余秋雨：
不少杰出的艺术创造者确实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表现为神经质。这不仅应该被宽容，而且应该被欣赏，就像欣赏窗外一棵长相奇特的树，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树；或者欣赏天边一朵怪异的云，怪异到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群体生态造成了在生活习惯上互相窥视、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恶癖，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寻常生态，给很多杰出人物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不幸，还说人家是“怪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