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讲过了商代的文化记忆，接下来应该让我们的视线投向何处？毫无疑问，是诸子百家。中华文化从强悍的美丽，走向浓郁的智慧。
说到诸子百家，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却都不太清楚，比较清晰的只有儒家。这就碰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记住百家的热闹，还是应该记住热闹之后执掌门庭的那一家？
王牧笛：
每每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纵横五千年间，对社会、人生、哲学、道德作出过如此积极、广泛、深入的探讨，我都觉得很感动。“百家争鸣”的热闹状态反映的是我们祖先积极、睿智、勇敢，对未来充满希望，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后辈子孙永永远远地记忆。
王安安：
我觉得比起历史选择的结果，记忆当时热闹的状况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缺少了很多当时的全方位激情，以及当时百家争鸣带来的多元思维方式。对于逐渐走向墨守成规的后代来说，记忆那种古老的热闹、那种创造的激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记忆、这种激情，让我们不仅可以继承优秀的结果，更可以继续创造状态。
金子：
百家中的儒家自从汉代以后就成为封建统治倚重的哲学流派，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我们当然也要重点记住经过历史筛选、作为热闹的精华流传下来的儒家。
余秋雨：
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后来，逐渐有一些水脉中断了，枯竭了，但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说，消失的水就是不存在的水。在精神领域，不能那么势利。
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历史的选择，儒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就像选择一个单位的长官，当选者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这个单位的发展就和他的思维有关了。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对这个单位的影响不大而已。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有着一番叽叽喳喳的无限可能。
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就像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在那样的时光中，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一种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总是记住那几个后来“成功”的人？如果仅仅这样记忆，那是对少年时代的**。
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对大家有一个提议：在记忆儒家的同时，也去亲近一下曾经同时出现在中国思想高地上的诸子百家。他们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设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叫“历史不可假设”，这是疲惫无奈的“既成历史学”，如果从“创建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窝囊的。
只有尊重多种假设，才能尊重百家争鸣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现在，单一化思维习惯仍然渗透四处。大家已经习惯选择后的独尊，而不再向往选择过程中的无限。
我们所需要的选择，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取其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赢。文化的选择，更应如此。
万小龙：
据我了解，本来在汉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后来汉武帝即位，由于他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就显然很“与时俱进”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一三四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问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所以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术从此逐渐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余秋雨：
我在备课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课程中给你们留下一个关于百家争鸣的深刻印象。人类最深刻的印象，首先作用于视觉，因此我从世界坐标出发，找了一幅画。
欧洲文艺复兴时，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