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爱国”和“诗人”是没有关系的两个词。倒不是说诗人就不应该爱国，而是说，诗人就是诗人，没有什么爱国不爱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同时拿来评判一个人，会产生不必要的障碍。作为一个有这么高的文化素养的艺术创作者，对自己祖国的爱，就像他爱母亲、爱父亲一样，是一种本能。如果因为他写过很多的爱国诗篇，就把他叫作“爱国诗人”，那冰心写过很多爱母亲的散文，她是不是就应该叫“爱母作家”？
丛治辰：
冰心也被称为有母性的作家、有爱心的作家啊，为什么不能把“爱国”跟“有母性”“有爱心”同样单纯地看作一个修饰定语，而一定要作为价值评判的定语来对待呢？你们可能正是政治敏感度太高，才把一种有可能创作出纯文学来的说法套上了政治概念。
王安安：
政治概念和纯文学概念可以并存，但我心中的政治概念要比“爱国”大得多。我觉得屈原在汨罗江畔自沉的感觉，也许就跟孔子当时在鲁国听闻西狩获麟，产生“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感觉有共通性，都是感慨自己的理想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可以说它是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不能用“爱国”这么一个非常现代而概括力不足的概念去说它。他最终感叹的不是他的国家被吞并，而是一种高贵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所吞并。
万小龙：
我觉得这个“爱”字需要考察。“爱”在古代也有“吝啬”的意思。我们说的这个爱，究竟是偏私还是博爱？是只爱自己的祖国，把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认为是正义，别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认为是不正义，还是在对祖国抱有温暖感情之外，还能够允许别的文化生态存在？
余秋雨：
这样的讨论，说不定下一代还会延续。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赞成把屈原说成“爱国诗人”。理由有下面三条——
第一，屈原当时所爱的，明明白白只是楚国。他的故事太有名，很难“泛化”得了。楚国是诸侯邦国，与秦汉之后的统一大国在概念上根本不同。如果认为这两种“国”可以互相置换，那么，诸子百家中会冒出来多少“爱国学者”？推衍到后代，《三国演义》里边的诸葛亮、曹操都成了“爱国将领”，连写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都成了“爱国皇帝”，这能让人受得了吗？
第二，即使能把“爱国”两字泛化，让人忘记具体的楚国，那也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屈原是一位大诗人，文化大于政治，没有必要在文化命题之上再套一顶政治帽子。这就像没有必要把老子、陶渊明说成是“不合作主义作家”，把杜甫说成是“民本主义诗人”，把陆游、辛弃疾说成是“反侵略文化精英”，把《红楼梦》说成是“宫廷影射小说”。政治概念容易对某些低层文化接受者产生一时的号召力，却会扭曲和阉割真正宏大的文化。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对于屈原的千年祭祀早已不分地域。不管是当初被楚国侵略的地域还是侵略过楚国的地域，一到端午节都在划龙舟、包粽子，这就证明了文化无界。我们如果用暧昧不清的“爱国”概念重新激活千年前的政治界定，那么，客观上是把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推向敌对营垒。于是，龙舟遇到了江上铁索，粽子也只成了小地方的土产。这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吗？
记住，不管有多少漂亮的名号，我们都不能够把文化做小。把文化做小，是一些满脑子只有政治概念的文化评论者的专业，他们只有通过层层切割才能构建自己的所谓“学问”。对此，我们在座的北大学子千万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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