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们在说到云冈石窟时，已经绕不过其中的内容——佛教。其他一系列重要石窟，也都与佛教有关。佛教在中国的山河间以这么宏大的规模处处呈现，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文化事件。这是因为，佛教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种外来文明，而中国自己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
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佛教所在的印度文明是一种片段存在，那么，它的局部外移也就不奇怪了；反过来，如果佛教要传入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松软存在，那么，它被另一种文明成片成团地渗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无论是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早已高度成熟，各有自己严整的体系，照理很难再产生结构性的大吐大纳。但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居然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很艰深：中华文化接纳佛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王牧笛：
我觉得是必然的。首先，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没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这就是大缺口。儒家讲圣人，道家讲真人，但都只是在生命范围内兜圈，唯有佛教讲到成佛，跳脱轮回，才具有对生死的超越性。
丛治辰：
牧笛讲得这么高深，我倒觉得佛教的门槛很低，即使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说我信佛。但儒家、道家不同，它要求人们有一定的知识素养、文学修养，这是它们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也是它们给佛教留下的缺口。
裘小玉：
我觉得魏晋时社会比较动乱，而法家、儒家关注的主要是官方等级思想，比如当时流行的玄学，就只关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而佛教比较关心百姓疾苦，他们让人追求来生，追求涅槃，让普通人产生美好的愿望。
余秋雨：
说得不错。佛教比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更关注寻常百姓。我们前面说过，墨家按理也是关注寻常百姓的，但那只是从上面、外面对百姓的保护性关心，而不能让百姓自己获得身心安顿。然而，怎么才能让百姓获得身心安顿呢？这还是要从佛教的内容上找原因。而且，我必须提醒大家的是，佛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平民宗教，很多王公贵胄、博学之士也都笃信。可见，它确实具有中国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
王湘宁：
秋雨老师，我来自新加坡，我们那里除了佛教徒之外，还有许多人信奉基督教和***教。和他们相比，佛教队伍显得比较宽容，没有什么“异教徒”的概念，对“苍生”一团和气。而且，佛教艺术很有魅力，佛经里面的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也很能打动百姓的心。
王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