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璞：
我觉得民生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谈唐朝的时候，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唐朝的经济繁荣，国力昌盛。杜甫有一首诗就说，盛唐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朝有一年因为犯刑事案件而被处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个人。这说明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非常安定，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余秋雨：
这一切，都说明唐朝最有资格享有一个概念——顶级的历史生命力。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唐太宗的陵墓昭陵。这么一个可以说上千言万语的盛世开拓者，在坟墓上只用六匹他骑过的战马浮雕来默默地概括自己的全部生平，再也不讲别的什么话。这真是一个马背上的时代。
只有大家都认识这六匹马，这个设计才能成立。但是，如果大家都认识这六匹马，那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景象！
果然，大家都认识。
那就让我们也好奇地来认识一下它们：第一匹叫飒露紫，是征战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匹叫拳毛，所谓就是一种黑嘴的黄马，是征战刘黑闼时的坐骑；第三匹叫青骓，所谓骓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马，是征战窦建德时的坐骑；第四匹是什伐赤，是征战王世充和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五匹是特勒骠，所谓骠就是白点子的黄马，是征战宋金刚时的坐骑；最后一匹叫白蹄乌，是征战薛仁杲时的坐骑。
这六匹战马的浮雕，在当时已成为“社会公共图像”。唐代的气韵，由此可见一斑。
这六匹战马的浮雕，现在有四匹收藏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另外两匹则流落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我由于太喜欢了，这几年正与几个朋友一起，试图说服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找个什么合适的地方让六匹联展在一起。但他们知道自己“收藏”得不够道德，怕中国民众不愿还回去，不敢拿出来。
一个敢于用几匹战马概括历史的朝代，一定是轻松而幽默的。因此，唐代没有朝廷颁布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提倡“国学”之类。这就像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会把主题思想印在封面上。或者，像你们这样一批优秀的北大学子，也不会把某句共同的格言，一起写在额头上。
很多挂在外面的口号，往往是大家做不到，才发出的一种焦急呼吁。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听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并不证明中国人历来不打中国人，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中国人老打中国人。同样，过于强调某个理念、某种学说，都只能说明大事已经不妙。唐代信心满满，既没有这种危机感，也不会产生种种文化药方。
在唐代，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也可以随时改变。大家尊重各种思想，却又不迷信它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李白比较接近道家，也受过儒学的深刻影响，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他一开口就是这样：“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么一种态度，放到今天，可能在网络上就被人家骂死了，但在唐代却很正常。大家都觉得特别接近儒风的杜甫，也可以对自己早期学习的儒学产生一些怀疑。比如杜甫有这样的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生”……杜甫说了这么多调侃的话，并不是说他把儒学丢掉了。白居易对儒学曾经投入很深，到了晚年却更接近佛教。王维也是如此。
不仅诗人如此，甚至连皇帝也如此。唐太宗更接近于道家，但当他听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就非常兴奋。玄奘当初其实是违反了边疆管制法令出去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偷渡。玄奘回来后，在半路上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请求处治。但是唐太宗真诚地欢迎他，称他为“师”，两次邀请他还俗做官。遭到玄奘拒绝后，唐太宗还为他安排了很好的译经场所。
就这么一来二去，唐代使中国文化更丰富、更完整了。我们不少学者太喜欢把文化提纯，其实，提纯后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的中国文化，因不提纯而强大。
唐代的文化话题太多，我们不妨在制高点上多逗留一阵，因此下次还是延续对唐代的讨论。我受到王安安同学发言的启发，已经想好下一个课程的题目：盛唐是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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