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唐、盛唐到晚唐的诗歌发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的轮回规程。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再到个人自问——这个模式，反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成熟文学的每一个发展段落中。
我们这样来讨论唐代文学，当然遗漏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例如，散文领域的韩愈和柳宗元。尤其是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散文不如诗歌经得起隔代传递，而韩愈的文学主张我又不喜欢。在很多情况下，不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渐渐暗淡，我们没有必要抗拒时间而把暗淡了的一切重新照亮。后代的文化史目光，应该尊重时间的选择。
对于下一个跳跃，我想以一个问题开始。我们现在要选一个唐朝灭亡之后出生的人，来作为唐代文学最抢眼的余光，你们能猜出这是谁吗？
王安安：
当然，李煜。
余秋雨：
当然，李煜。他的帝王权位和他的文学成就，如此矛盾地并存于一身，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奇迹。
李煜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词，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李煜把词从民间演唱上升到了士大夫的艺术等级，甚至进入到最雅致的美学高地。事实证明，在他之后，这种文学体裁可以无愧地与楚辞、汉赋、唐诗比肩了。甚至有人认为，连后来宋代的辛弃疾、李清照，也都只是李煜的余风。
作为一个无能的帝王，他在生活中是那样的多愁善感，那样的风花雪月，那样的无奈窝囊，但是他的词却堂堂正正地属于豪放派。即使在悲哀的时候也是一片故国山河，而且语言干净利落，晓畅明白，直达人心。
皇帝或者政治家中也有喜欢写诗的，有些也写得不错，如刘邦、赵匡胤，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很强健，直接体现在文化形象上也豪迈可喜。如果要在帝王的诗作中作一个优劣排列，我说过，即使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只能是第二名，第一是李煜。
本来，皇帝作为“孤家寡人”，内心情感无法与民众沟通，一个逊帝的悲哀更难被常人感应，但他的手笔实在高明，让孤独之声变成了人世共鸣。
正因为李煜如此重要，我想对他在文学生态和政治生态上的矛盾多说几句。因为这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极端性的重大例证，很值得研究。
李煜做皇帝的糟糕程度，几乎是让人生气的。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例如害死了很多直言的人。在军事上更是乱成一团，完全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赵匡胤已经建立的宋朝。赵匡胤劝李煜投降，答应在汴京给他建造宫殿，李煜完全不能审时度势，不知道该怎么办。赵匡胤觉得他实在不听话，就只能打了。渡江的时候，宋军把船连在一起将整个长江贯通了，部队浩浩荡荡地过了江。但李煜身边的几个“知识分子”告诉他，看遍中国的历史书，没有把船排起来过长江的例子，李煜就放心了，直到他很快被宋军包围。
投降的场面很屈辱。上身要全部裸露，跪下来接受宋军对首都的占领。然后坐着船，在雨天北行，到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再转道汴梁，即现在的开封。在那里，赵匡胤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所有李煜带来的大臣、官员全部穿上白衣服，慢慢地朝着受降台走去，齐齐下跪。赵匡胤以非常高的姿态说，我们现在终于走到了一起，宋朝在文艺上有点弱，李先生的词写得不错，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带动文化的发展。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让李煜当了个挂名的“文联顾问”。
赵匡胤还封李煜为“违命侯”，因为李煜违反过他的命令。说起来，赵匡胤也算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中特别尊重文化人的一位皇帝，他也知道李煜的文化价值，但他实在太不喜欢政治上的李煜了。李煜在赵匡胤眼中不是一个对抗者，而是一个游移、无信、阴涩的政治人物，因此要用政治手段加以鄙视和污辱。在这一点上，李煜的两重性引发了赵匡胤的两重性。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的李煜，仍然是雄视千年的文学家。他的有些句子，几乎所有的中国读书人都能随口吐出，成了极为珍罕的中文“语典”。例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些句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因为他善于捕捉最典型的图像，又善于运用最贴切的比喻，来表达一种苍凉的无奈，结果一气呵成，一字难改。
从李煜的词，我又联想到，他在还没有败亡前，曾派画家顾闳中去刺探韩熙载的生活情况，结果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从政治上着眼，这是一个愚蠢可笑的举动，但从文化上着眼，却在不经意间酿造出了艺术杰作。这与李煜本身杰作的产生，出于同一规律。
李煜的经历告诉我们，杰出的艺术常常是人格分裂的结果，甚至是政治荒地上的野花。一切都志得意满的人，很难在艺术上成功。
李煜的经历还告诉我们，艺术家只是艺术家，让他们从政很可能导致彻底混乱。我们不能把艺术上的好感和恶感，推衍到其他领域。诗人很浪漫、很自信，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其实他们真正能做的事业，也就是写诗。
这不是贬低他们。诗人一旦拿起诗笔，就有可能成为世间的精神星座。即便是再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虔诚地吟诵他们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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