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完全可能出错，因为马可·波罗是口述，而由他人记录。我的个人观点就是疑他不如信他。
余秋雨：
对于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的问题，我倒是认认真真地研究过。研究的结果是：中外的怀疑派首先是把他的身份看错了。
大家看到有这么一本有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就先入为主，把他看成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中国的徐霞客。其实，马可·波罗并不是一个学者，他压根儿没有承担过考察、记述、写作的任务。而他在旅行过程中也不存在任何学术计划。最后由别人记录了他的谈话，是一个偶然事件。他就像我们常见的那些走过很多路的采购员、出差者，一路上且走且看，到什么地方空闲了遇到什么人便畅谈一番，其中少不了漏记、错记，更少不了夸张、吹嘘的成分。他很可爱，可爱的人说话容易缺少科学性。
我相信他来过中国。因为他所说的很多事件，当时都还没有文告公布，尤其像镇江礼拜堂所发生事情的资料，连中国学者也不可能知道，除非是亲历。我想，大家只要仔细读读他的书就可感受到他那愉快、真诚、惊喜的目光。字里行间，没有故意作假的印痕。
利玛窦是在马可·波罗三百年之后来中国的。这三百年，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却可以使利玛窦不必再用马可·波罗的眼光了。如果说马可·波罗的眼光是一次次陌生的惊叹，那么，利玛窦的目光是一次次重新理解。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用严谨的方式一步步逼近中国文化，然后进行深刻的对比。利玛窦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最后是在中国去世的。前年我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专题报告，针对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不理解，我提出，利玛窦到中国来之后接触中国文化的态度、程序、方法，直到今天，也值得不同文明之间互相了解时参考。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利玛窦初来中国时的一些情景吧，谁看过这方面的书？
王安安：
我看过一点。利玛窦刚来中国时为了获得信任，特地选了身和尚服。随着他传教区域范围的扩大，接触到了上层社会的官员，才知道，穿和尚服的人地位比较低，地位高的该穿儒士服，所以后来他就换成了儒士服。而且利玛窦在传教士中应该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既坚持自己的传教使命，又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中国的心态。比如，他用中国观念来解释西方宗教，还尊奉孔子，这在后来的西方教廷是不容许的。他还绘制世界地图，圆形的，但把中国放在了中间，迎合了当时天朝上国的一种心态，他很聪明。
吕帆：
利玛窦来的时候好像已经约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是带着很多先进的知识储备来的，这样和徐光启也有一个谈得来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敲开我们官僚阶层的一块精神敲门砖。
余秋雨：
利玛窦来中国，肩负的是宗教使命，而结果却是文化交融，范围很大，当然也包括宗教。
他对中国文化的贴近，首先在技术层面上。例如把中文学得很好，能看很多中国典籍，交很多中国朋友。接下来，他就深入研究精神趋向了。例如，他来中国的时候，大明王朝还有气势，一些同行的欧洲人就认为中国有可能侵略欧洲。利玛窦没有匆忙作这种判断，而是坚持不懈地观察和分析几十年。最后他才得出结论，按照中华文化的本性，中国不可能凭着国力远征欧洲。这种态度，令人感动。
比较重要的是，一六〇〇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利玛窦在南京遇到了徐光启。这是两个重要文明的代表人物的见面，不是小事。徐光启儒学出身，又做着官，他们见面以后，两人在一起翻译了六册《几何原本》，使中国开始懂得了西方数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后，徐光启受洗皈依了天主教，虔诚信奉，一直做礼拜。这给我们一种信息：中国的高层官员如果按照利玛窦的路子接受西方文明，也可能出现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平和方式。徐光启去世的时候，皇帝罢朝一日，对这个大臣表示深刻的悼念。然而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墓碑是拉丁文的碑文。过了不久，他的墓就搬到了家乡，上海城外的一个地方。后来家人也搬到那儿去守墓，姓徐的家庭汇集在一起，那个地方就叫徐家汇。
两百年后，两种文明终于没有像徐光启和利玛窦那样结合在一起，而是打仗了，结果西方文明胜利。一些欧洲人从**和广州北上，看中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背后是长江，能够贯通中国腹地，前面是太平洋，那就是上海。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比**和广州还好，准备过日子。就在他们东逛西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上海有一个地方早就有礼拜堂了，还不断举行着天主教的礼拜活动，那就是徐光启后代住的地方。西方人就在那里造教堂，造学校，造藏书楼等，于是出现了“徐家汇文明”。徐家汇文明是现代上海文明的中枢。
我在一篇叫《上海人》的文章里把徐光启说成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那是因为，他与利玛窦等人一起，提供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非战争的情况下友好交往的可能。
这也就是说，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来看，有一些血迹淋漓的生死搏斗，本来是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铁血军事，未必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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