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徙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由此可见，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作了某种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虽然有很多模仿者，却总是难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经历和精神上与他有局部相遇，却终究又失之交臂。至于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回避的沉重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来不及详述。我只能借取屈原《招魂》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短句，来暂时结束此次的话题——
魂兮归来！
点评一：
文学硕士、某文学网站CEO说，屈原是个不成功的人，他为何不与楚王搞好关系呢，那样他就有可能成为文学CEO，而不是投江喂鱼了！在人成为自身“成功”的工具、财富为王的时代，诗性的生活几乎就是奢侈的代名词。诗人因为有内心话语而自我隔绝。（老愚）
点评二：
诗人是什么？是孤独的“愤青”。《离骚》是什么？是忧愤、牢骚。如果世无屈原，大概就不会有“愤怒出诗人”之类的说法。李白的壮阔跌宕、杜甫的悲愤沉郁积极呼应着《离骚》。最重要的是，屈原向后世文人播撒下忧患、悲悯的种子，但也很可能播撒下矫情的种子。（马策）
点评三：
今天，我们分明感到诗歌就如长虹在天，让人景仰崇拜，而又遥不可及。作者告诉我们，《诗经》就是写在万家的炊烟之间，写在百姓的脚步声里，都在我们身边，都在我们眼里、心底。
然而生活的瑰丽神奇，不能钩玄出每一个人的诗心。花开花落，万物有情，江流急湍，惊涛拍岸，唯有那些静对心灵、独悟山水、神思邀游的人，方能成为诗的主人。屈原就是这样一个悬崖边上的吟唱者，“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泱泱历史铭记着屈原上下求索的壮美，也曾记下了唐人张籍《枫桥夜泊》中不朽的失眠。由此想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祖先那样去亲近诗？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少有深刻而华美的情愫？物质的阜盛难道就是灵魂的敌人？魂兮归来，屈原在“招魂”，作者也在呐喊。（余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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