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西安,我总是先到城北的大明宫遗址徘徊良久,然后到城东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说“梦回大唐”、“梦回长安”,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梦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一种浓重的气氛,而这种气氛会让陌生人一时晕眩。很多人一定会说,唐代是我们的,长安也是我们的,岂有让我们晕眩之理?其实,唐代已经过去太久,我们对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按照李白的诗句选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况也一定尴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点燃起一种民族主义滥情,开口闭口都是“拒绝过外国的节日”、“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和唐装”等。这样一群人一旦进入唐代长安的街道,势必惊恐万状、目瞪口呆。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见到他们对每一种外来文化都严加防范的神经质表情,也会十分错愕。上前细加询问,他们的申述虽然听起来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却谁也听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一半人也许能够清醒过来,开始向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虚心求教。而余下的一半,则大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胡姬酒肆”里最放荡的痞子,毁了。
即便是清醒过来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银鞍白马”像长安人那样轻松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为人世间什么都可以仿效,却很难仿效由衷的欢乐。
我很同情今天的这些“五陵年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灌输了一种“乱世哲学”,处处划界,天天警惕,时时敏感。他们把权谋当做了智慧,把自闭当做了文化,把本土当做了天下。而且,以为这样才能实现“尊严”。这种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转眼就装扮成了龇牙咧嘴的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有时也能感染一些人,形成一个起哄式的“互慰结构”。结果,心理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重,只能由自闭而走向自萎。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们明白:曾经让中华民族取得最高尊严的唐代全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则全是衰世,并无多少尊严可言。
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至少可以现身说法,谈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吞咽的全是“乱世哲学”,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夜雨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全部青春。我们被告知,古代社会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们正在享受着一尘不染的幸福。偶尔忍不住幻想一下古代,却还不敢幻想国外。正是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们在大醒之后很难再陷入封闭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