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有效地排解了郁闷的，倒是在民间。
明清两代的小说、戏剧都比较发达。严格说来，它们原先都是民间艺术。民间，给暮气沉沉的明清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
几部小说，先是由几代民间说书艺人说出来的，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为较完整的文本。这些说书艺人，在不经意间弥补了中国文化缺少早期史诗、缺少长篇叙事功能的不足。这是真正的大事，至于具体哪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如何，不重要。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缺少长篇叙事功能，而是强于抒情，强于散论，强于短篇叙事。这种审美偏仄历久不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我们有时会用“写意风格”、“散点透视”、“拒绝沉陷”来赞扬，有时也免不了会用“片断逻辑”、“短程关照”、“即时抒发”来诟病。但是，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审美偏仄，居然在民间说书艺人那里获得了重大改变。
他们由于需要每天维系不同听众的兴趣，因此不得不切切实实地设置悬念、伸拓张力，并时时刻刻从现场反馈中进行调整。于是，他们在审美前沿快速地建立了长篇叙事功能。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都是在做一种不自觉的文体试验。《三国演义》解决了长篇叙事的宏伟结构，顺便写出了几个让人不容易忘记的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周瑜。《水浒传》写人物就不是顺便的了，而是成了主要试验项目，一连串人物的命运深深地嵌入人们的记忆，使长篇叙事功能拥有了一个着力点。《西游记》的试验在前面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大大放松，寻求一种寓言幽默，而呈现的方式，则是以固定少数几个易辨角色来面对不断拉动的近似场景，十分节俭。
这几种文体试验互不重复，步步推进，十分可喜，但在中国毕竟是一种草创，还无法要求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在创作状态上，这几部小说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相比之下，《三国演义》稚嫩一点，还紧捏着历史的拐杖松不开手。到《水浒传》，已经学会把人物性格当做拐杖了。只可惜，结构的力度只够上山，上了山就找不到一个响亮的结尾了。《西游记》更不在乎历史，活泼放任，缺点是重复太多，伸展的力量毕竟有限。
这些试验，竟然直接呼唤出了《红楼梦》，真是奇迹。中国文化不是刚刚拥有长篇叙事功能吗，怎么转眼间就完成了稀世杰作？
《红楼梦》是不应该与前面三部小说一起并列为“四大古典小说”的，因为这太不公平——不是对《红楼梦》不公平，而是对另外三部不公平。它们是通向顶峰途中的几个路标性的山头，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与顶峰平起平坐，何苦硬要拉扯在一起？这就像把莎士比亚之前的三个剧作家与莎士比亚放在一起统称为“四大家”，把歌德之前的三个诗人与歌德放在一起统称为“四诗人”，显然会让那些人尴尬。
《红楼梦》的最大魅力，是全方位地超越历史表象和人生表象，探询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围绕着这个核心，又派生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课题。例如：两个显然没有为婚姻生活作任何心理准备的男女，能投入最惊心动魄的恋爱吗？如果能，那么，婚姻和恋爱究竟哪一头是虚空的？如果都是，那么，比之于世事沧桑、盛极而衰，是否还有一种虚空值得缅怀？缅怀与出家是否抵牾？白茫茫雪地上的猩红袈裟是否还能留存红尘幻影？天地之间难道终究什么也不剩？
又如：一群谁也不安坏心的亲人，会把他们最疼爱的后辈推上绝路吗？一个连最小的污渍也有无数侍者擦拭着的家庭，会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救的悲剧吗？一个艳羡于任何一个细节的乡下老太太，会是这个豪宅的最后收拾者吗？一个最让人惊惧的美丽妇人，会走向一个让任何人都怜悯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