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极左势力因内讧而受挫，**中的开明派领导人执掌实权，着手恢复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在一九七一年就结束了，为期五年。因为它的“逻辑抛物线”已经落地，以后的日子，只是一场有关纠正这五年还是维护这五年的斗争。连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张爱玲也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赞同这个终结期。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根据“**”发动者自己的说法，把中共九大定为终结期，那就更早了。这个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继续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后即使还算是“**”，气氛也已经大变。周恩来在林彪事件结束的几天之后就赶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说除了理工科大学外，文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领袖的著作和革命样板戏，可以先用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
由于全面复课，这一类教材编写组大量成立。几年停课像是经历了一次休克，反而调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觉，突然发现连“**”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单薄了。于是，着手标点《二十四史》，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再集中力量编撰规模浩大的《英汉大词典》，重编《辞海》，开始筹备编写《汉语大词典》，翻译国际上各种人文、历史、科学著作，恢复各大学学报，一时如火如荼。极左派势力难于阻挡，只能勉强跟随，却等待时机反击。
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后指挥文化教育的恢复、文化典籍的编纂，实在功劳不小。我始终认为，对文化的态度，决定着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终于在繁重体力劳动的泥坑中被点到名字，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地点在复旦大学。虽然我分到的任务很轻，几天就做完了，但是，在复旦大学看到的景象却让我激动不已。
各个教材编写组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像我一样刚刚从农村上来。大家脸色黝黑，衣衫破旧，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伤痕还没有恢复，一听到复课编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赶来，二话不说便埋首在书籍文稿间了。
终于，大家看到，几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课堂、远离城市、去了“广阔天地”的年轻人，又被召回城来，拿起了我们刚刚编出来的教材。一种人类公认的文明程序重新开始了。
我记得当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从早晨开门就得抢座位，到夜间闭馆前还灯火通明。我一再抬头仰望着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华。
后来，“**”终于被否定，但编教材、编辞典也全都算成了“**写作”。正好教材、辞典里确实还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中批判他们的那些人。那是一种特殊的中国职业。
只不过，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汉学家的案头，最常看到的还是那一大堆《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十四史》标点本。这些文化工程的学术质量，大多超过先于它们或后于它们的同类书籍。而被当年的教材改变了命运的学生，早已成了各个文化专业的中坚力量，现在都已临近退休年龄。
其实，就在我们编教材的同时，还出现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国突然发现了一系列顶级的文化古迹。
即使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常常应付不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古迹发现。而中国当时接连发现的是什么呢？居然是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稍低一点等级的，就更多了。
这一系列足以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考古史的伟大遗迹的同时出现，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潜力。从发掘、勘测、鉴识、研究到修复、保存，需要调动一支支职能齐全的文化队伍。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每一个环节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经常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古迹都是在那个时间发掘和保护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请不要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灾难的本意是要破坏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获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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