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的遗志，来战胜这团邪恶的戾气呢？
对此，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点悲观。照理，我们也应该呼吁**以更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文化创造者，并让全社会明白，文化保护的功劳不下于文化创造。但是我又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传媒为了自己的销售量，已经成了这团邪恶戾气的鼓动者，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权，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创造者的对立面。因此，不管再过多少年，还是会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而且也总会有一代代正义的精神导师试图驱除它却无功而返。
文化人要想不受伤害，也有一些别的路可走，周围很多人也确实这样走了。但是，那已经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他们，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
这种情景，怎么能让我乐观起来呢？
但是，有时我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觉得这团邪恶的戾气只会伤害却不会葬送中华文化。
理由是，我在反复梳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后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一种大文化，是一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它渗透在千家炊烟、万家灯火之间。中华文化的悠久生命力，并不是靠官方的喂养和宠爱，也不是靠文坛的商榷和争执，而是靠广大华人的崇敬和守护，才维持下来的。它的灵魂，就是“止于至善”的天下大道。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一种伟大文化的终极生命力，一定不会是富华精细的。它不会是修剪过度的皇家园林，而是粗粝嶙峋的海边礁石；它不会是宫廷御池的节庆喷泉，而是半夜山间的狂风暴雨；它不会是沙龙名嘴的激烈争辩，而是白发夫妻的临别拥抱；它不会是巴黎学府的字音考据，而是泥腿首领的艰难跋涉。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倒是一些并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众，从大感觉、粗线条上维护住了中华文化的尊严。
我小时候，村里不识字的农民见到路上一张有字的纸，哪怕是一角旧报纸，也一定不会踩踏。他们必定会弯腰捡起来，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到庙门边的一个焚香炉前，烧掉。焚香炉上刻着四个字：敬惜字纸。
邻村渔民出海打鱼，如遇大风季节，一定在出海前走很远的路，到一个读书人的家里求得一大沓字纸，压在船底。他们说，天下没有比文字更重的东西了，就靠它压住风浪。
农民弯腰捡起来的字，渔民远行求得来的字，他们都不认识，但他们懂得尊重。连不认识也尊重，这就构成一股狄德罗所说的终极生命力，邪不能入。
什么时候，人们能对中华文化少一点舍本逐末、洗垢求瘢，多一点泥途捡拾、浪中信赖？
当然，我在这里说农民和渔民，只是要表达他们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我所真正企盼的人，只能出现在中华文化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气挡不住路，也追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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