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找回夏、商、周，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
夏、商、周是中华文化跨入成熟门槛之后的起步期，蕴藏着决定民族生死祸福的一系列大问题。因此，虽然发掘出来的材料还很不完整，却也必须一遍遍地反复爬剔，从头细想，就像寻找这个庞大族群赖以生存的初始密码。
人类很多大文明，都灭亡在思维的荒原之中。如果早一点有人找到了赖以生存的初始密码，重新抖擞起独特的生命力，也就有可能避免灭亡。因此，就特别尊重一切濒临灭亡时的思考者。
就在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出乎意外，在一片无望的悲哀中，有几个文化思考者站出来，让中国在至高层面上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遥远的商朝有关。
记得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正想研究的就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文化思考者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请读者朋友稍稍停步，听我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在说了他们之后再来说商朝，分量就不一样了。
二
先从“濒临灭亡”说起。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中华文明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着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来，不仅收购了这家中药店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加入寻找有字甲骨的队伍当中。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有字甲骨由他发现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做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那就太令人兴奋了。从黄帝开始的传说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遥想过，却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分明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
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三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八个国家的国名以及它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一个结果，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
）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开始总有不少武将在战斗，但到最后还在抵抗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
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
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他居然还是没有死。
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轮了一个遍，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反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也随之投井。
这是一口灰褐色的砖井。此刻这里非常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告别，没有哭泣。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最高祭奠仪式，完成在这个平静的井台边。
事后，世事纷乱，谁也不记得这一口砖井和这三条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渐渐荒颓。
只在很久以后，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福山来了几个乡亲，带走了几块井砖，作为纪念。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当时，八国联军的几个军官和士兵听说又有一位中国官员在他们到达前自杀。他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官员的学问，一点儿也不亚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后留下的却是全人类最早的问卜难题。
一九〇〇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陨灭。
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其间荣辱祸福，岂能简单论定？
四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王翰甫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难道就是那个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不错，正是他。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〇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秘藏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
刘鹗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学术意义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地之后对商的别称，一般称做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仓粟”，硬把好事说成坏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购地”，硬把无事说是有事。一九〇九年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你看，发现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号功臣都已经快速离世。离世的原因似乎都与甲骨文无关。这里是否隐藏着一种诅咒和噩运？不知道。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仆后继地钻研下去。
西方考古学家在发掘埃及金字塔、发掘古希腊迈锡尼遗址和克里特遗址的时候，都表现出过这样的劲头，这次轮到中国学者了。
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立即觉得自己已经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
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