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才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例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孩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铜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铜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拣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画册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拣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他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拣，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了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拣。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
五
最后顺便谈一谈编印此书的缘起。
我的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散文”的文章陆续出版、发表后，受到读者厚爱的程度让我惊诧万分。仅《文化苦旅》这本书台湾一年之内就重印了十一次，大陆的发行量当然还要大得多，但我每天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叠信要求代购，来信者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千差万别，其间发生的大量戏剧性故事更是匪夷所思。尚未连载完的《山居笔记》系列，好像比《文化苦旅》还要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一个清醒的人，远没有糊涂到凭着读者们的一时热情而失去自我判断的分寸，我只是想，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思考价值，让我们进一步探测今天普通读者群的多方需求，探测一个当代文化人能锲入世俗社会的程度，探测一场冗长的文学对话究竟能召集到多少对话者和听众。
然而出版家们容不得我如此平静的思考，他们希望用多种方式、多种版本出版我的文集，家里的电话时时响起，有一半是为了这件事。我说，同样一篇文章收在几个集子里我怎么好意思呢？他们笑了，说我完全不懂散文的出版常识，还举了一大串名家的例子。他们又说：“你目前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各地买不到你的书，你总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不同途径读到你的书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做，为此我已经得罪了很多朋友和好几家著名的出版社。我只同意了我家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出我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散文选本。然而，专程来上海的出版家安波舜先生站到了我眼前，他带来了很多我所尊敬的作家们的一个意思，希望我也能涉足一下“布老虎丛书”，因为这个丛书也在做着文化人大幅度锲入世俗社会的试验。他说得那样诚恳，那天他正患重感冒，嗡嗡的鼻音更让人感动。我终于答应交给他一本主题文集，主题就是文明，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让人神往又让人心酸的文明。选了一些与这个主题有关的篇目，为了在这个话题下与读者有更多的沟通，因而又选了几篇访谈录和一篇演讲稿作为附录。
是为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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