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各种约稿信息中注意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蒋焕孙先生投寄过来的一份诚恳。浙江是我的家乡。祖先怎么漂泊到浙江来的且不去管它，而我的生命却是确确实实首先出现在浙江的，并在那里首先拿起书、握住笔、认了字。是的，不管我今天写下多少文章，从笔端流泻出来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浙江给予我的。最初在纸上划来划去就像道士划出一个咒符，没想到一个个小小的咒符竟能拼接出一大片，拼接出我的生命与外部世界的大沟通。沟通的范围越来越大，却无法忘记沟通的起点是浙江的一个小山村。放出去那么久的咒符不收回一点可能会受到某种惩处的吧，于是我不无惶恐地回过头来，愿意按照蒋社长的意思，归拢一些笔墨向浙江供奉。
依稀记得，我在浙江开始认字时，第一课是三个字：“开学了”，第二课为“我们上学”，第三课便出了一个长句：“学校里同学很多”……我知道当年这样编课文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让孩子一开头就去认写“开”、“学”这样笔划很多的繁体字，就颇不顺当。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一直忘不了这个起点，觉得那几课简直可以看作一个响亮的文化宣言。我就这样欢天喜地又怯生生地上学了，村民们很把我的上学当作一回事，早晨看我背着书包出去时只要遇到乡亲就会叮叮嘱嘱地欢送，傍晚背着书包回来时又会在村口细细询问。我就是这样背着书包，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到今天还是一个学生，永恒的学生，当初在村口早早晚晚迎送我的乡亲，完全没有想过我的上学对村庄会有什么好处，对他们会有什么助益。我能体会到其中所隐含的某种神圣气息。我不愿意背弃它，何况“学校里同学很多”，永久的心理牵连，永久的众目睽睽，永久的精神传染，永久的文化企盼。
谁教会了我，我就把作业交给谁，这是天下课堂的公规。当老师伸手问我要作业的时候，我只得赶紧解开布书包，把那本揉皱了的作业本恭恭敬敬地捧出来。浙江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回到了小学生时代。
蒋焕孙社长得知我对家乡出版社的恭顺态度后，派出一位副总编、两位编辑来上海。我对他们说，过去走南闯北的漂泊者们好不容易存下了一点财物总想送回老家藏着，我的各种文稿，可以在海内外胡乱闹腾，但依据古道，存一些自己可意的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心里觉得安定。交存的文稿当然多数是在别的地方出版、发表过的，我在交存前会重新认真地修改一遍，使它们有可能存放时间长一点。那天陪我去拜访他们的，是《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上海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国伟先生。几位出版家坐在一起，十分知心，也十分体谅，细声慢气地一商量就决定出这么一个选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位编辑当时下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设在一条弄堂的幽深处，气氛很像一个家庭。
直到今天，我的桌上还放着一大叠各地出版社诚恳约请我出版个人文化散文集、学者散文集、自选集等等的信函，更多的则是邀我参与各种丛书，我都还没有回覆。文章我还会写下去，当然也会出版其他选本，但我特别看重浙江这个属于交作业、存私房的选本，则是毫无疑问的。我的文章常会有不少改动，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这个选本为准。
一九九四年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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