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谈谈对当时轰动上海的三个女贪污犯案件的看法，他们准备在杂志扉页“名人谈法”的专栏刊登。我一听就惭愧，当时还在担任学院院长，忙得连报纸也少看，居然不知道这些案件，便请这位先生先给我介绍一下。
原来，三个女贪污犯的案情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单位里的财务出纳员，事发之前都品行端正。她们各自爱上了一个男子，男子借各种理由花她们的钱，她们为了爱，为了面子，自己省吃俭用，把父母的积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满无底洞，便开始一笔笔地贪污公款。及至案发，由于贪污数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几个男子，却因为只花钱而不问钱的由来，无法定为贪污犯，只能以“窝藏”、“诈骗”之类的罪名轻判，关押一段时间便无事。
这几个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财务出纳员却故意不问钱的由来。有的还不断欺骗女友，说自己拿不出人民币只因为手头只有外币……法律杂志的负责人开始还彬彬有礼，但在叙述这些案情时声音越来越高，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对这几个男子的愤然，而我，则早已怒火中烧。
我问，你们刊物是否允许我，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提一些疑问向法律界朋友请教？他点了点头说：请。
记得当时我已无法坐着说话，站起身来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个个断句。
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连“凶恶”这个词都配不上，因为凶恶者大多数还有点硬气，他们居然连偷盗的勇气都没有，躲在女友柔弱的身体背后宰割女友！他们只有滑腻腻、阴嗖嗖的邪气……
我说，我的呼吁可能已经救不了这几个可怜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与法律专家讨教，能不能给那几个真正的骗子更加严厉的处罚？我说，是的，按照法律，他们只能被轻判，但他们在监狱里，估计其他罪犯也看不起他们。我甚至很不应该地说，我希望其他罪犯能举起男人的拳头，打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男人是什么。
除了这最后一句，前面这些意思，那家法律杂志都刊登了。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同样愤怒的人很多。好几个年轻的私营业主向法院打听，能不能成倍，甚至十倍地偿还这几个女孩子的贪污款，把她们的罪行减轻？有人问他们，是否看中了她们作为女人的德行，想把她们救出来做妻子？私营业主们回答：不，只想让她们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不都是那样的！
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后上海又出现了一个男人出卖女友的事件，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却也传播一时，而传播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起了这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已成为一种性别耻辱的标志。
作为后起之秀的那个男人，曾请他的一个不讲原则的朋友四处解释，试图挽回名誉，没想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扭过脸去。“连自己的女朋友还要出卖的男人，还说什么！”如此众口一词，我真为上海高兴。
女记者陆萍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一天她去采访一个犯人座谈会，刚刚结束，就有一位不认识的警察悄悄告诉她，前面将下楼梯的犯人就是三个欺骗女友的坏蛋之一。陆萍立即跳了起来，叫住他，盯住他游移的目光，整整十秒钟，然后，强压心头的怒火，问了他几句，最后，厌烦得根本不想再看他了。
感谢陆萍，在报道中记述了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女贪污犯，她从一次次申诉、复审中终于保住了生命，然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梦幻人生
发生一个无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与夜的交异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