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996年）
1991年农历二月初三，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八滩镇的一个医院发出了一个婴儿的哭声，那个婴儿就是我。母亲说，她那时生我的时候难产大出血，医院里助产的医生说：“这人出了这么多血，不知道行不行的？”好在，婴儿的我最终平安的生出来了，母亲也平安的活下来了，母亲输了很多血，以至于生下我三个月后，母亲走路还没力气。说到婴儿的我一生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当我一生出来的时候，我一声不吭的，别的婴儿，他们的母亲一生出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哇哇大哭，而我，却一声不吭。护士以为当时婴儿的我没气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那个小婴儿倒提着腿，用力的扇了那个小婴儿的屁股几下。多亏那个护士把婴儿的我倒提着扇了屁股几下，因为母亲告诉我，那个护士当时说：“要是扇三下屁股还不哭，这个婴儿就没用了。”婴儿的我的屁股在那护士的手下扇过两三的时候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样，众人就都舒了一口气。
就这样，婴儿的我被平安的放到医院的看护的摇篮里。看护婴儿的我的，是我的二阿姨，也就是我母亲的二妹，我的二阿姨当时生的我的表妹小婷婷比我大六个月，也在褥子里包着放在我的旁边呢。二阿姨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很重的，所以二阿姨非常喜欢她姐姐生的这个小男孩，也就是婴儿的我，因此，二阿姨就全心全意的在婴儿的我的旁边照顾着我，欢喜的不得了。就在二阿姨看护婴儿的我的时候，我的母亲想要吃些苹果，于是就给了十块钱让二阿姨去买些苹果来，于是，二阿姨就去给我的母亲买苹果去了。当时，医院的看护室里除了二阿姨以外就没有其他看护的人了，也许有护士在看着，但是一旦发生婴儿丢失的事件，护士也不会担责的，会把原因推脱到家属的身上。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外婆回去烧午饭了，二阿姨去买苹果了。
我的母亲心里就害怕恐惧起来，母亲想到看护室里婴儿的我没有别的家属在看顾，母亲就极力的想要起来去看护室守在婴儿的我的身边，但是母亲身体却太虚弱了，根本无法起来。就在这时，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二阿姨突然返回医院，在去买苹果的半途时，二阿姨突然想到婴儿的我和我的表妹她的女儿小婷婷还在医院的看护室里呢，要是被别人抱了去那可就倒霉了。因此二阿姨才中途急忙返回医院的。
当二阿姨返回医院的时候，看到医院有一个护士俯身准备把婴儿的我抱起来，不知道要干嘛，或者不知道要抱哪里去。二阿姨大喝一声：“你抱我姐姐的小孩干什么？”那个护士一惊，转而关怀的说：“没有，没有要抱这个小孩啦，我就是看他的褥子包的太严密，就把他的褥子解开让他透透气啦。”那护士解释完就灰溜溜的离开看护室了。后来，二阿姨就告诉我母亲关于那个护士的可疑举动，母亲才舒了一口气。
母亲以后对我说，那次多亏了二阿姨及时的赶回来制止住那个护士的可疑举动，否则，婴儿的我可能就在那时候被和别人家的刚生出的女孩调换了。幸运的是，我一出生就有上帝派来的天使在我身边守护着我，使我虽遭遇危险，却平平安安的化险为夷。
甚至，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派来的天使就已经开始守护我了。
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厉，所以，作为家里第三个小孩的我，若是母亲生出来我以后，家庭就会面临着超生罚款的境地，并且那时，父亲和母亲在上海大场镇承包蔬菜地种蔬菜卖蔬菜还债，还的什么债，还的父亲在之前村里担任会计时贪污集体财产的债。对于这件丑事，父亲总是说他是被别人诬陷贪污的，然而我却不认为父亲是被别人诬陷贪污集体财产的，这得从我父亲的性格说起。
父亲是一个穷要面子的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义气，于是就以集体财产来的名义和一些找他办事的人去饭桌上吃吃喝喝，又把集体财产挪用给他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后来，有人举报父亲作为村里的会计贪污村里的集体财产，于是滨海县里的纪律检查就调查这件事。纪律检查的人员把每一项凭证拿出来让父亲想清楚每一笔有问题款项的情况，父亲却说那些出问题的财产动用款项都是他在喝醉酒的时候签的字，所以他记不起来每一项有问题款项的具体情况。就这样，父亲被开除村会计的职位，父亲的党员资格也被吊销。
父亲从村会计的职位下来以后，就与母亲去了上海大场镇去谋生去了，那时，姐姐才四五岁，哥哥才四五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四年，母亲怀上了我，父亲为了不影响种蔬菜挣钱，又为了不因为超生罚款，父亲就叫母亲把三个月胎儿的我给引产掉。母亲于是就听了父亲的话，与父亲一起从上海大场镇回到八滩那时的家里。
堕胎的准备开始了，这就意味着，胎儿时期的我与死亡斗争的过程就要来了，但是好在，我是上帝喜悦的人，我并不用担心危险的死地，也不用恐惧祸患的迫近，如若仅凭我自己，我岂有什么能力免于我自己死亡吗？我岂能凭我自己的能力免于我遭遇祸患吗？上帝早就派天使保护我，甚至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派天使保护我，使我一生平平安安，化险为夷。回到八滩那时的家里，母亲就和村里的妇女主任一起去八滩镇里的医院找医生堕胎了，当时村里的妇女主任找了那个负责妇产科医生要求把我母亲怀的三个月胎儿的我给引产掉，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叫村里的妇女主任买几斤苹果过来给她，村里的妇女主任说没带钱，妇产科医生就叫母亲买几斤苹果过来给她，母亲也说没带钱，其实母亲是带了钱的。妇产科医生见此情况，于是就问母亲：“你家是这里的吗？”母亲回答说：“不在这里，在上海。”妇产科医生说：“在上海还回来堕胎，以后在上海生了好了。”
如此，三个月胎儿的我就平安的躲过一次死亡的危险。如果那时的我有思想的话，那么那时我肯定会在心里听到上帝派来的天使对我说话：“听着，你不要害怕，上帝派我们来保护你，你死不了。”
父亲看母亲回来以后没有引产得成，就又四处找关系想让母亲接着去把三个月的胎儿的我给引产掉，还是找的那个妇产科医生，但是那个妇产科医生似乎看没有捞到什么礼物，就建议我的母亲去滨海县城里的医院去引产。
那时，我的父亲还不死心，他又找到八滩镇里的妇产科医生准备将我的母亲肚子里的三个月的胎儿的我给引产掉，那时，我的母亲心意已决，她不管以后我的父亲怎么样，不管以后我的父亲对我好或是不好，都不能阻止我的母亲生下我的决心。因为，母亲在生下哥哥以前，已经堕过三个胎儿了，听母亲说，其中有一个胎儿是六个月被堕胎的，故此，堕胎的伤心往事让母亲决意不让胎儿的我与那三个被引产掉的胎儿一样归于死亡。那时，天下大雨，父亲因为听了他母亲的鼓动，就在外婆家执意的叫我的母亲把三个月的胎儿的我给引产掉，但是母亲也执意着不会把三个月胎儿的我给引产掉，父亲这才无可奈何，最终只得陪着母亲回上海了，就这样，三个月胎儿的我终于险为夷。
当胎儿的我到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从上海大场镇返回八滩镇躲在那时外婆家的草房上面的搭的棚子里，在等待生我的那两个月，母亲一步也不离的躲在那时外婆家草房上面搭的棚子里。母亲也想从棚子里下来走动走动，但是一想到被有心人发现超生以至于要强制引产的危险时，母亲就坚持着在生我之前一直躲在外婆家草房上面搭的棚子里，如此，就没有被别人发现，也就逃过被强制引产的危险了。
两个月左右，婴儿的我就生了，正如我在开头记载的那样
“1991年农历二月初三，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八滩镇的一个医院发出了一个婴儿的哭声，这个婴儿就是我……”
这就是我从我母亲怀我的时候直到生下我的时候我所遭遇的一系列经历。我觉得，那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和谁挑战，和死亡挑战！因为上帝对我的喜悦并派天使保护我，故此，我从胎儿时期起，就战胜了死亡，死亡对我无可奈何。更不要说如今的我因为受洗归主耶稣基督，保护我的天使如今换成了圣灵，死亡就更是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以后，母亲就与父亲去往上海谋生了，当时，父亲的母亲家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大场镇工作，故此，我的母亲就与我的父亲去了上海大场镇，在那里承包了几十亩蔬菜大棚地。那时，我的姐姐与我的哥哥就与我的父母一起住在上海大场镇。姐姐那时七岁，哥哥三岁，姐姐经常欺负哥哥，有一次姐姐用被子差点把哥哥捂死。又有一次姐姐带着哥哥走在大场镇的街上，在过马路的时候，姐姐一个人先走了，哥哥就一个人跑过马路，差点出了车祸。哥哥在两辆车的中间，额头被撞破了，好在两辆车刹车及时，才避免了哥哥出车祸的情况发生。在上海大场镇承包蔬菜地的那两年的时间里，母亲怀了我，当母亲怀了我的时候，还回去八滩老家种地里的麦子。那时，到了收麦子的时候，母亲因为怀我走不开，就叫父亲的母亲收我家种的麦子，收完以后把耕地与麦种肥料的钱补给我的母亲就可以，然而父亲的母亲却不帮助，因此，母亲就把地里的卖子给村里的生产队收了。
在上海大场镇的第三年春节前夕，父亲与母亲回去准备过年，在这之前的时候，父母承包的那几十亩蔬菜大棚地被征收用地了，于是父母就在那年过年之前，找了以前在上海大场教堂信主时了解的一户人家去询问租房，那位信主的人家是一位老人，驼背，也姓刘，就把给了一个地方让我的父母租住，听母亲讲，那位老人信主很热心，当时上海大场教堂里的花都是由这位信主的老人提供，这位信主的老人家里种了许多鲜花。那位信主的老人在传扬主耶稣的时候，喜欢大声的对着附近不认识的人读《圣经》，虽然也许有人不喜欢听，但是他还是会对附近不认识的人传讲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位老人，虽然他是驼背，但是那位老人对主耶稣的热心，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行为上，也表现了出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应有的品行。
那年快要过年的那段时间，父母带着姐姐哥哥以及婴孩的我回到八滩老家准备过年了，在回去八滩老家以后，母亲在八滩镇政府的门前捡到一个包在襁褓的小女孩，母亲就把那小女孩带回来养，听母亲说，在喝奶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个小女孩踢到一边去，不让那个小女孩过来抢我的吃的，那个小女孩因此总是喝不到奶。
回去八滩老家准备过年，到了那年的腊月二十八，因为父亲没有多少钱的原因，我父亲的父母就把我的父亲轰走了，我的父亲就在大年三十晚的时候独自一人返回上海大场镇那位信主的老人家里了，母亲就独自带着我的姐姐，我的哥哥，以及婴儿的我，还有那个捡来的小女孩在家里过年了。在过年的时候，因为母亲带着我们这几个小孩，没什么钱过年，所以村里的那些老人就给我家送了许多馒头，团子，给母亲过年，至于我的父亲的母亲家，则是一个馒头和团子也没有送过来的。
过完了年以后，母亲就带着我的姐姐和我的哥哥，还有婴孩的我去往上海大场镇了，至于那个在镇政府门前捡来的小女孩，母亲没有带去上海，而是把那个小女孩送给了别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