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乃依在戏剧三论一开始就指出：“戏剧的唯一目的是给观众以快感。但是，只要按照艺术规律，快感中不可能不带有教益。”
高乃依把戏剧达到教益的途径，分列为几种。
最简单的途径，是“在全剧中散布着格言和教训”。
这是教益目的的一种比较便捷、但也比较简陋的办法，必须谨慎使用。戏剧人物口中的格言和教训，最大的危害是“它会使戏剧行动懈怠下来”。因此，“不管这种教训表现得如何地成功，我们一定要经常小心，不要让它成为空虚的装饰品”。高乃依还指出，格言和教训最怕出自一个情绪激动的人物之口，或出自两个激动地对话着的人之口，因为当时他们不可能用平静的心情去思考和诉说，也不可能有耐心去互相倾听。
最普通的途径，是“惩恶扬善”。
高乃依说，观众“不可能在我们的剧场里看见一个正直的人而不希望他幸福，而为他的不幸不感到遗憾”。他认为善对于恶的胜利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善良行为对于不幸、对于危险的胜利，会激发我们对它的依从。罪行或不义意外地取得胜利，由于害怕遭受同样的不幸，大大加强了我们对它的恐惧”。
但是，高乃依又指出，对恶的惩罚不能过度，如果“以恶惩恶”，反而会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对于善恶对比的描述，最好采取朴素的方式。例如，一个好人虽然不幸，却被人爱着；一个不好的人虽然得意，却被人厌烦。
说了最简单的途径和最普通的途径，高乃依就把事情提升到了经典高度，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高度：通过引起怜悯和同情，使感情得到净化。
高乃依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进行了精彩的阐释。他说：怜悯对剧中人的遭遇而言，恐惧对观众的自身利益而言。他描画了一幅概念推理图谱：因怜悯剧中人而恐惧自己也遭类似的厄运；因恐惧而产生避免厄运的愿望；因希望自己避免厄运而不希望别人落入厄运——这便是感情的净化。
在这个推理图谱中，始发点是剧中人，要让观众从剧中人联想到自己，关键是要让剧中人与大多数观众相似，否则至多只有怜悯而无恐惧。因此，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代解释者都比较倾向于写中间人物：“选择一个人不完全好、也不完全坏，由于一种过失或者人性的弱点，才陷入他不该陷入的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