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洛在这里所谓的“情理”，有时也称之为“常情常理”，其含义是“永远不稍涉荒诞”，“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布瓦洛认为，只有不违背理性的真实才是可信的。他写道：
切莫演出一件事使观众难以置信：
有时候真实的事很可能不像真情。
我绝对不能欣赏一种背理的神奇，
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
所以，他一再强调：“切不可乱开玩笑，损害着常情常理：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
在古典主义者的眼光中，一切文艺样式都应该“与理性完全相合”，布瓦洛说，戏剧尤其应该这样。他认为，史诗可以更多地凭借神话，而戏剧却要受到更苛刻的“情理检验”。因为“舞台前面有的是内行人吹毛求疵”，“观众买了入场券就买了骂的权利”。
笛卡儿的《方**》不同，戏剧体现理性是具体而形象的，它的合情合理又要模仿自然，与生活真实联结起来，求得逼真。因此，向喜剧作家呼吁：
因此，你们，作家啊，若想以喜剧成名，
你们唯一钻研的就应该是自然，
谁能善于观察人，并且能鉴识精审，
对种种人情衷曲能一眼洞彻幽深；
谁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财奴，
什么是老实、荒唐，什么是糊涂、嫉妒，
那他就能成功地把他们搬上剧场，
使他们言、动、周旋，给我们妙呈色相。
搬上台的各种人处处要天然形态，
每个人像画出时都要用鲜明的色彩。
人性本陆离光怪，表现为各种容颜，
它在每个灵魂里都有不同的特点；
一个轻微的动作就泄露个中消息，
虽然人人都有眼，却少能识破玄机。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古典主义剧作家成功的关键，那就是“处处要天然形态”。当然也应看到，从模仿的范围来说，布瓦洛所说的唯一钻研的对象“自然”并非那样开阔，而是有着一个重点圈域：“研究宫廷，认识城市。”从模仿的格调来说，主要展示古典主义的高雅风致，不求平民化。在这方面，布瓦洛甚至对莫里哀也不大满意，认为他在模仿的格调上不合标准。他说：
就是这样，莫里哀琢磨着他的作品，
他在那行艺术里也许能冠绝古今。
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
用来演出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