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以醒目的笔触在他的戏剧学典册中不断地写着“真实”、“自然”这两个词。
“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如果说在你们的戏剧的最轻微的情节当中有一会儿是自然和真实的，那么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一切和自然和真实相对立的东西都是可笑和可厌的”。
狄德罗把真实和自然放到了无与匹敌、不可或离的崇高地位之上，因此他在阐述戏剧原则的时候，全然以此为标准。例如古典主义悲剧习惯于构造一种特殊而又曲折的情节来宣扬先验的伟大感情，狄德罗认为这也是与真实的原则相背离的。他说，“布局愈是复杂，就愈不真实”。他又说：
在各种感情当中，最容易假装的也就是最容易描绘的。伟大的心灵就是其中之一；它到处包含着我所不能名言的虚伪的、过火的东西。
戏剧的真实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对这个问题，狄德罗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更系统的阐述，他也把戏剧与历史、哲学作了比较。历史真实不是戏剧的艺术真实，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论述过的，但是社会上总有一些自以为懂历史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喜欢拿着历史教科书来指摘艺术作品。因此狄德罗更具体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问，戏剧作品总会大胆地虚构或改动历史事实，为什么连那最严谨、最有学问的历史学家也能愉快接受呢？他说：
历史学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件，因此往往没有能力把事件中的人物突出；也没有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指“戏剧诗人”，即戏剧家。——引者）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以为最能动人的东西。他会设想出一些事件。他会编写出一些言辞。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他遵照自然的程序，而只要自然，就能把一些异常的情节结合起来，使它们为一般情况所容许。
这里所说的“逼真”，他解释为“谎言和真实的巧妙结合”，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说谎说得圆”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巧妙结合，因概括、提炼而克服了历史事实的偶然性和个别性，具有了必然性和一般性。
然而，这样的真实并非戏剧所独有，哲学也讲求比历史“更普遍化”的真实，那么，戏剧与哲学的真实又有何不同呢？狄德罗说：
诗里的真实是一回事，哲学里的真实又是一回事。为了存真，哲学家说的话应该符合事物的本质，诗人只求和他所塑造的性格相符合。
诗人善于想象，哲学家长于推理，但在同一意义下，他们的作为都可能是合乎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说他合乎逻辑或说他具有了解诸般现象必然联系的经验，这原是一回事。
至此，狄德罗提出了一个关及艺术本质的重要概念，那就是“合乎诸般现象必然联系”的“想象”。想象，本是人的心理机制，“是人们追忆形象的机能”，但包括哲学家在内的一般人，常常只能把这种追忆的内容按一定程序有规律地组合起来。只有艺术家，才能让这种理智的追忆过程进入到一个“不抽象”、“不一般”的阶段，“获得某一种明显的形象表现”。在这一阶段，理智未曾被驱逐，但它“休息”了。
既然形象和想象得之于合乎必然联系和一般程序的“追忆”，那么它们本身也就不应违背必然联系和一般程序。艺术家“不能完全听任想象力的狂热摆布，想象有它一定的范围。在事物的一般程序的罕见情况中，想象的活动有它一定的规范。这就是它的规则”。
狄德罗很少提到规范和规则，但却把它们加给了想象。当“想象”进入了某种“规范”和“规则”，那就成了“形象”。艺术的特性就在这里，艺术与历史和哲学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狄德罗的这一论述，前无古人。
狄德罗所强调的那种足以控制“想象”的“规范”和“规则”是什么呢？与古典主义不同，狄德罗认为最后规则和唯一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然”。
狄德罗处处反对“伤害自然性”，他甚至于大声呼吁：“自然，自然！人们无法违抗它。”“千万不要让旧习惯、旧偏见把我们淹没，我们要看的，只有自然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