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认为，一切文艺“都应使人变得较好些”。
他说：“我们是生活在健全的理智的声音分外响亮的时代。因之，那些蔑视自己的一切公民天职、甘愿毫无必要地去殉难的疯子，未必还敢于奢望得到殉教圣徒的称号。”
你看他把“好”的标准，定在“健全的理智”和“公民天职”这两个方面，而不是一般地空谈善恶。他更反对那些追求“殉教圣徒”名号的“疯子”，反对一切离开正常的极端。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把艺术的作用定得那么低调，只是说“让人变得较好”，而不说让人变为圣徒。
他认为，悲剧是要引起人们对于命运的乖张、人生的波折的喟叹，而并非像高乃依所说的那样起直捷的“惩恶扬善”作用。莱辛无心过多地研究剧中人的好坏程度与剧本的教益程度的联系，他只强调悲剧人物的内在矛盾：这种悲剧人物的厄运往往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大罪，即使是因为本身有弱点，但动机却无可非议，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触犯了规律，因此铸下了悲剧，这才深刻。这样，就不会像高乃依那样简单地把怜悯给予剧中人，把恐惧给予观众了，而是“把情感转化为符合道德的心习”。
对于喜剧的社会教育作用，也不是要求用嘲笑来改造讽刺的对象。莫里哀的《吝啬鬼》事实上连一个吝啬鬼也没有改造过来，莱克纳特的《赌徒》也并没有把任何一个赌徒教育好。那么，喜剧的社会功用何在呢？莱辛说：“如果喜剧不能医治不治之症，它能够巩固健康人的健康这也就够了。《吝啬鬼》对于慷慨的人也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赌徒》对于从来不赌博的人，也是有教诲作用的。这些人所没有的愚蠢行为，别的人却有，而他们却必须和有这种愚蠢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因此，认清可能和自己发生冲突的人是有好处的。警惕坏事物对自己的一切影响也是有好处的。预防剂也是一种珍贵的药品。”
初一看，莱辛似乎减低了喜剧一针见血的效力，事实上，反而是开宽了喜剧起作用的社会面。他总是从大多数观众着眼，从一般的情况和普通的感情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他不梦想使人立即幡然改悟的讽刺效果，不期待剧场里的滂沱泪雨，也不企求观众离开剧场时忧心忡忡。他说：“喜剧是要用笑而恰恰不是用嘲笑来改善一切。”
用笑来改变一切，也就是“使人变得较好些”，这是莱辛对戏剧价值的温和期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有更好的戏剧批评，使更多的艺术家在审美的炉火边取暖。但他又非常鄙视那些既写不出作品，也讲不出道理，却总是在指手画脚的空谈家。他自己也经常遭到这些空谈家的骚扰，因此说了一段精彩的自白：
为什么要跟这些空谈家打交道呢？我要走我的道路，不管路旁草虫的絮聒。即使离开道路一步，去把它们踩死，也是多余的事情。稍为耐心等待一下，它们的夏天就过去了。
这段话，几乎可以成为很多艺术家共同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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