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以情节为重心的论题，席勒在论述的时候实际上是概括了悲剧艺术的许多一般特征。
席勒先为悲剧拟定了一个定义，作为论述特征的开端：
悲剧是对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事故（一个完整无缺的行动）进行的诗意的摹拟，这些事故把身在痛苦之中的人们显示给我们，目的在于激起我们的同情。
席勒顺次把这一概括中的特征一一作了说明：
“模仿”。席勒认为，正是模仿这一概念，使悲剧区别于其他单靠叙述或者描写的艺术。由此，他对这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在戏剧学上屡见不鲜的概念作了别有新意的阐释，认为模仿与叙述的不同之处，一是不容作为第三者出现的叙述者横插进来，二是把过去的事情当作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陈诸观众之前。“一切叙述的体裁使眼前的事情成为往事，一切戏剧的体裁又使往事成为现在的事情。”这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见解。席勒无疑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概念作了狭义的限定，使它从许多艺术共有的特征成了戏剧表演艺术独有的特征；
“行动”。席勒把行动和事件作为戏剧与抒情性文学形式相区别的重要界线。戏剧不能仅止于表现感情，而必须表现“产生这些感受和激情并促使它们表露出来的事件（行动）”；
“完整”。前面刚说过悲剧给予观众“幻觉的完整”，这里所说的，则是过程的完整。席勒认为，所谓情节，就是让行动自然而然地、层层推进地涌现出来，从萌芽、发展，到完成。戏剧情节的任务是什么呢？席勒认为，就是要去充实下列两种距离：一、从一个无辜灵魂的平静心情发展到犯罪后的良心谴责的距离；二、从一个幸福的人的骄傲自信发展到可怕的毁灭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在生活中应该是极为漫长的，但戏剧情节却要在短短几小时内令人信服又令人感动地走完，因此，戏剧情节的完整性必然地表现为概括性和集中性；
“诗意”。这是戏剧与历史的区别所在。由于悲剧以历史剧为多，因此与历史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它的一个最易遇到的特殊问题。席勒的基本观点，与狄德罗、莱辛相一致，也就是应该着眼于艺术，而不是历史。他说：“悲剧的目的是诗意的目的”，“悲剧诗人顾名思义，只负责使人感动、使人快乐”。由此，他认为历史剧的作者有自由、有权利、有责任使历史真实服从诗意。他说，历史剧“倘若经受不起艺术的考验，不管服装如何丝毫不差，民族性格和时代特点如何正确无误，仍然是平庸的悲剧”；
“人”。悲剧写人，写受苦的人，这似乎无须赘述了。但席勒却一再提醒人们：“只有在‘人’这个字的全部意义上的人，才能作为受苦的对象。”这种人不是超尘脱俗的人杰，人杰站得太高、看得太穿，因此不会产生真切的痛苦；也不是那种没有道德约束和情感控制的人，这种人心中没有支柱，失去理性，产生的痛苦也会肆洋一片而令人厌恶。席勒指出，悲剧作家特别喜欢寻找“善恶交织的性格”、“介乎完全堕落和完美无缺的人物之间”的人作为悲剧主人公；
“同情”。这是以上种种特征交相结合而达到的最终目的，也是最能体现悲剧独特性的目的。因此席勒认为，这也是一支标尺：悲剧作家无须理会一切与这一目的无关的要求，与它有关的要求也都要以它为转移。席勒还指出，一切艺术种类的形式都是它的目的决定的，悲剧形式的目的就是达到同情和感动。
说过了悲剧，席勒还顺便提到了喜剧。他说，从古代到近代，悲剧总是靠“重大题材”先声夺人，喜剧没有这种依靠，因此更难。
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他曾经指出：“悲剧是靠题材来维持的。但是，喜剧诗人却不得不靠他个人的力量来维持他的题材的审美性质。前者可以展翅高翔，这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后者却必须始终保持同一的调子，必须经常处于艺术的高妙境界中，而且自在自如。”
他认为，喜剧诗人需要有优美的心灵和冷静的理智，就像悲剧诗人需要有强烈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一样。由此可知，席勒很看重喜剧，充分承认喜剧有涌现杰作的可能。这表现了他对待不同戏剧体裁的平正态度。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寄更多的希望于悲剧的，把它称之为“高贵的艺术”，理由是“它诉诸我们心灵中神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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