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看了《夕阳红》2017年5月25日8版“淄博记忆”：1942年4月刘少奇接见许光明文章。我还知道，刘少奇想了解煤矿情况，许光明同志就和他来到淄博，住在青州与淄博交界的杨集村，叫交通员捎信，让陈守法同志去了杨集。《淄博矿务局局志》有记载。
这是当年我采访陈守法同志的文章。
刘少奇批准我开“饭庄”
1928年我在淄博煤矿的罢工斗争中参加了工会组织；1936年，党派张天民（解放后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中国建筑工会**）同志来淄博任洪山矿地下党支部书记，经他秘密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组织派我到第五战区（驻沂水县）抗敌委员会学习；1940年洪山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派我和于荣（于是胶东人口音不同不久即回）同志来淄博建立地下联络站，我任洪山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我向他汇报了淄博党的地下工作情况。“**”中被批斗。但我对那次向少奇同志的汇报却终生难忘。
那是1942年的秋末冬初，山东《鲁大公司》（在青岛）“淄川炭矿”的日本鬼子正施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对煤矿统治更严，对矿工更残酷。一个普通矿工拼着性命干24小时，只能挣三斤橡子面或二斤豆饼。汉奸狗腿子也跟着胡作非为。那时侯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八个党员。按照党的指示，我们领导工人开展反饥饿、反压迫、反对打骂工人的斗争。矿工们都焦急地盼望八路军打过来……
四月的一天，工人联络员刘守先悄悄对我说：“上边传下通知，要你马上到青州杨集村去，有要紧的事情！”我听后甭提有多高兴了，在这紧张的关头我多么需要向党汇报工作，听取党的指示。我怕走后发生意外，忙把一些文件、《大众日报》等整理了一下藏起来，又找到党员孙兆玉说：“我要上山去了，家里的事情你照管些，我当天就赶回来，有人问，就说我去罗村赶集去了。”
从洪山到杨集九十多里路，又是一路爬山，还要淌过淄河，道路十分难走。那就是说一天要走完一百七八十里路。这些困难我都没有放在心上，最使我伤脑筋的是从洪山到罗村这一段路上，敌人岗哨密布，盘查很严，万一发生意外当天就赶不回来了……
就在这时，我听说明天有一小队日本兵搭乘汽车去罗村，于是，我就在敌人身上打开了主意。我忽然想出一计，那就是“草船借箭”……
由于同志们的帮助，我搞到了一个“淄川炭矿”的“里工”牌子（那时工人分里工、外工，里工是固定工，外工是临时工）挂在胸前，打扮成一个炊事员的模样来到矿里，跟着日本鬼子爬上了开往罗村的汽车。
和我预料的一样，一上汽车，日本鬼子就瞪着怪眼，把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的胸口上问：“你是干什么的有？”
我从容不迫地回答：“在矿上的做饭。”
“到那里去的？”
“到三坑去的。”（三坑就在罗村村外）
“你是不是八路的干活？”鬼子把眼睛瞪大了。
“土八路不敢来这里转悠，我的做饭。”
敌人见我神情镇静，从容不迫，便收回刺刀不再理我了。汽车一直把我送到罗村，下了汽车我跟着鬼子去三坑转了个圈，借个机会我溜出三坑便上了往东的山路。
从罗村到淄河这段路是我军的游击地区，虽然还有稀疏的日本岗楼，但都是汉奸把守容易通过。我一口气翻过了几道山岭没有遇见过敌人
翻七岭，越八山，前边过了淄河滩。刚过去河，就遇到了一伙汉奸。他们耀武扬威地问：“到那里去？”
“西崖头村。”
“干什么？”
“买羊”。
“哪里人？”
“佛村。”（当时，佛村、西崖头，都是敌人据点）
这伙汉奸见我挂着“淄川炭矿”的“里工”牌子，像个炊事员的样子，又是买羊，也没再问，我就走了。
过了西崖头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一道淄河水把河东、河西分成了两个世界。西河岸人烟稀少，见到的只是鬼子的刺刀，汉奸的奴才相，刚出土的麦苗也稀疏焦黄，毫无生气。河东岸是一片太平景象，山顶上翠绿的松柏把身躯高插进白云里，路边的蓖麻棵上还挑着绿色的叶子，田里的麦苗黑油油的一直铺向天边。八路军战士们把枪竖在地边，帮助老百姓冬耕，有人哼着抗日小调……，看到这光景，我激动得鼻子一酸差点留下泪来，心里就像见了母亲那样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