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运辞别东海众龙，借助海眼离开，然后去最近的玉海城，利用圣庙直接挪移回京城。方运再一次埋头案牍之中，处理政务。和普通的革新不同，有关司法的革新最为关键，说是一国的基石毫不为过。所以，内阁诸部官员开始了最枯燥的生活，讨论一条又一条法令，有些律法内容变革太大，往往一整天都讨论不出结果，最终只能暂停施行。刑殿不愧是人族执行力仅次于战殿的圣院机构，仅仅过了十天，景国所有有固定营寨的匪盗都被一网打尽，剩下的那些流窜犯将被列入长期的打击目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严打匪盗对景国的各种不法之人形成了极为有效的震慑，连那些窃贼小偷都停止作案，全国的恶**件急剧减少，甚至有一天全国数百府县竟然无一人报案。景国各地官员本以为接下来刑殿会展开庆功，但哪知刑殿只是轻飘飘说了一句诸君勤勉再接再厉，便宣布严打进入第三阶段。法归国家，打击私刑私牢。和上一次全民称快不同，第三阶段的严打，在论榜上引发了反对之声。因为人族目前还保留宗法制，很多事，百姓不会去找官府衙门，通常都会找族里德高望重的族长解决，这就使得族长获得相当大的权力。景国或者说十国的官府基层组织如同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但之所以能勉强维持稳定，主要是因为宗法制的存在，用血脉维系的宗族能够保持较强的凝聚力。保证基层的凝聚力，又减少了皇权治理基层的成本，而且除却法家，以儒家为首的各家思想都支持这种保守的基层形态，所以宗法制一直久盛不衰。如果说国家是君君臣臣的体现，那宗法便是父父子子的延伸，两者有时候泾渭分明，有时候却相互勾连。皇权不下乡，在生产力达不到一定程度之前，是最佳的选择。没有皇权的基层，是宗法制最肥沃的土壤。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总会做出适应自身的选择，在一段时期这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后世人如何批判，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无法找出更有效替代之法。不过，一旦这种选择根深蒂固，带来的后果便是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稍有不慎，便会给族群带来灭顶之灾。随着文曲星力的增强，圣院对人族的控制力空前加强，加强基层统治已经不存在技术问题，若是任由宗法制发展，割裂基层与上层，阻断村镇之间的交流，甚至对抗圣院的规划，基层人民的生产力无法被释放，那便是人族危机到来之时。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解决。所以，当方运把宗法制的优劣一条条摆出来后，农殿、工殿与法殿阁老全部支持，完全不在乎将来礼殿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家法与国法的问题，如果说内阁自决、大理部归圣院是削弱皇权，是加强‘法’，那打击死刑私牢，本质上是在削弱族权，在针对“礼”。在圣元大陆，一些有权有势的大家族自设刑堂私牢很常见，比例甚至超过七成。若是失去私刑私牢，许多家族的权力与威慑力会大大削弱。所以，一些敏锐的读书人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维护自家在本地的权力，开始在论榜发文反对。方运早就预料到会这样，所以一直关注论榜，并总结了那些人反对的理由。最简单的理由便是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希望刑殿不要太过于激进，就算革新，也要慢慢来，不能一刀切，毕竟可能会伤及无辜。还有措辞更为激烈的，他们认为刑殿这么做在逆人伦，是在摧毁宗法，将来必然酿成大祸。更有恶毒的人指出，景国财政问题严重，难以维持国家运转，便利用这种方式从百姓手中抢财富，景国与圣院应该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在刑殿宣布打击私刑私牢的第二天，正好是水殿成立的日子，由东圣阁主导，十国孔城与四海龙族联合成立水殿，方运任水殿殿主，龙族出四个大龙王阁老，人族出五个大儒阁老，负责天下水网的建设与管理。在方运与水殿阁老商议水殿的基本规章制度的时候，刑殿迎来不速之客。礼殿所有阁老抵达刑殿，与刑殿谈判，要求刑殿暂缓打击私刑私牢，并要求刑殿禁止干涉人族宗法。于是，两殿阁老在刑殿展开激烈的辩论，甚至引发种种异象，圣院上空风云变幻，最后东圣阁不得不调动力量压下异象，并且参与调解。但是，刑殿很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如果打击私刑私牢失败，不仅与方运的计划全盘受挫，以后刑殿准备主推的律法下乡也会夭折。所以，刑殿用早就预谋好的手段解决。拖，拖到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礼殿自然会放弃干涉。方运早就料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并不惊慌。第二日，《民报》出版，并拿出整整一半的版面来报道有关私刑私牢的消息。第一部分主要是举出详细的案例，比如某个族长休妻不成借口妻子不守妇道，活活将其打死；比如同族之人为了夺财产把亲兄弟致残；比如一些人看一个女子不顺眼，污蔑其通奸最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浸猪笼害人性命等等。第二部分则是刊载一些普法内容以及私刑私牢的害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篇长文，作者深刻剖析私刑私牢带来的坏处，并直言这是人族发展的障碍，但笔法十分巧妙，只字不提宗法，只字不提礼教，让所有人看后都本能地认为这是法家的事，与其他各家无关。这篇长文的作者以笔名的形式出现，不署真名。铎铃。新的《民报》一出，引发天下争阅，许多有志之士奔走相告，因为民间的私刑私牢早就积累了浓重的民怨，再加上《民报》上的各种案例，让许多正义之人义愤填膺，全力支持废除戕害人的私刑私牢。论榜之上的论战升级，更加火热。最后，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家法与国法之争，礼与法之争。但是，还是有有心人发现了那篇社论的作者笔名，猜测到底是谁执笔，是谁敢起如此大胆的名号。因为这个笔名的出处太明显，明显是出自《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