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军事都有问题，而在经济方面，湖广也碰上了大麻烦，尤其是湖南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个年代的军费开支，除了少量武器装备之外，主要就是用来发军饷。湖广的明军总数将近四十万，每年需要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而湖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两，远远不够用。
何腾蛟为此绞尽脑汁，除了他自己的督标营保证不断饷外，其他的军队能拖则拖，能扣则扣，尤其湖北的部队更是基本不管，但湖南的官军也有十好几万，还有一百多万两军饷的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腾蛟开征“义饷”， 增收租税，每亩田赋较原额增加五倍多，又寅吃卯粮，提前预征明年的税赋，虽然如此，收入仍然不敷开支，又预征了后年的税赋……
如此横征暴敛，再加上贪官污吏浑水摸鱼，已经超过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因为征收“义饷”家破人亡的事情屡有发生，普通佃户和自耕户卖儿卖女，逃亡离开湖南，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家产急剧缩水。
在明代末期，地主用“田骨”和“田皮”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在一般情况下，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田皮”上，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也跟着大受损失，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
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让刘承胤、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就食”，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强取豪夺，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老百姓对官府不满，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各地盗贼丛生，土匪横行，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而王夫之等举子来告状，就是这个原因。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清军即将南下的时候，湖南官府却失去了百姓和士绅的支持，未战已呈败象……
在湖北方面，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堵胤锡手下的兵马不多，百姓的负担虽重，还勉强能够承受。
忠贞营则把荆州府和承天府看成自己的地盘，不愿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就没有过度征敛，在堵胤锡的接济下硬抗……但这也造成部队长期欠饷，粮食物资严重匮乏，军心和战斗力都在下降，忠贞营虽然都是农民军出身，比较团结，也出现了溜号和开小差的现象。
总的来说，湖广内部矛盾重重，外部没有支援，军队的实力不足，缺乏粮饷物资，百姓的支持度也很低，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
在朝廷里和汪克凡的身边，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都认为湖广之战有败无胜，比如张家玉就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守住衡州（今衡阳市），在湘南挡住清军的进攻，如果战事不顺利的话，清军甚至会攻入广西和贵州。
但是在文官和民间百姓中，却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湖广明军大可与清军一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湖广的明军有将近四十万，占了朝廷官军总数的一多半，而孔有德加上勒克德浑，总兵力也只有十几万，以四十万对十几万，怎么也不会输得太难看。
汪克凡离开广东之前，对此就已经深有感受，朝廷里的大多数文官都对湖广之战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这一仗稳住局势，甚至连隆武帝都在考虑打败清军之后，如何拿掉何腾蛟。
和那几个年轻举子谈话之后，汪克凡发现湖广士绅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平心而论，何腾蛟在湖南横征暴敛，虽然有一定的私心，但终归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上的失误，士绅地主有“田骨”“田皮”的保护，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最小，大敌当前仍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分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