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楚军的湖南官军经过大幅缩编后，也被编成了几个营，王进才的部队被一分为二，他本人独领一营，另一个营的主将由他的把兄弟田能担任，曹志建的部队较少，也被编成了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小营，牛忠孝却把部队交了出来，请求辞去坐营官的职务。
他早年只是南阳县的一个捕头，半路出家才当上了军官，但由于能力不足，性格上又过于绵软，一直感到力不从心，加入楚军后，他的部队立刻成了全军的倒数第一，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根本跟不上楚军的步伐，与其将来被淘汰，不如直接退出，还能落个更好的结果。
汪克凡对此当然表示欢迎，把他调到后勤部担任总提调官，仍然保留总兵头衔，原任总提调官程问调任参谋部，担任“参赞”一职，其实就是参谋长的角色。牛忠孝手下的一千多名士兵转为地方部队，主要军官都由楚军派遣，负责保卫衡州府的安全。
到了这个时候，楚军的步兵营已经超过了二十个，像汪晟、周国栋和谭啸等人，部下都指挥着两到三个小营，隐隐有了独立成军的雏形，他们再三向汪克凡请战，从吉安府北上南昌府，去救援不停求援的金声桓。
汪克凡却按兵不动。
一方面，他在等待衡阳兵工厂生产更多的燧发枪，尽可能为部队更换装备，另一方面，他在等待历史上另一件大事的发生——大同总兵姜瓖反正。
在真实的历史上，从1647年年末到1649年年初的时候，是南明的第一个抗清**，汉中的贺珍率先反正，紧接着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最后是大同总兵姜瓖，以及襄阳王光泰、陕北王永强等小股的义军，都先后竖起抗清大旗，满清焦头烂额，左右支拙。
可惜的是，南明永历朝廷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反攻，金声桓、李成栋和姜瓖等人被清军各个击破，先后兵败身亡，永历帝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和大西军合作，封孙可望等人为一字王，成了事实上的傀儡。
大同总兵姜瓖，部下原来都是大明九边精锐，虽然到了崇祯朝后期，九边精锐的战斗力大为下降，却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北方各省遭到满清蹂躏多年，士绅百姓对清廷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姜瓖举旗反清后，立刻得到了山西全省乃至北方各地的响应，义军号称二十八万，很快占领了山西全境，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远在广东的李成栋。
山西紧邻河北内蒙，出了娘子关就是直隶腹地，距离后世的石家庄市很近，姜瓖反正之后，“京畿震动”，对满清的威胁极大，多尔衮亲自率领阿济格、尼堪、博洛、鳌拜等悍将前往征讨，并命令在陕西的吴三桂出兵配合。这个时候，豪格已经被多尔衮干掉了，多铎也重病将死，满清几乎是孤注一掷，抽调了北方的所有的精兵强将，从1649年1月到8月28日，清军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攻克大同，随即血腥屠城，姜瓖兵败身死。
姜瓖反正归明，是北方抗清力量的一次总爆发，在清廷的残暴统治下，无论文武官员还是士绅军民，都联合起来奋勇抗清，面对满清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仍然奋勇抵抗八个月，只是因为孤悬敌后，又没有得到南明方面的配合，最后才终于失败。
由于穿越者搅动历史，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历史上有名的李成栋就没有反正归明，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将领，但是姜瓖身处山西，远离江南，和楚军没有任何交集，受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退一步说，就算姜瓖有什么变故，山西的抗清运动也必然会爆发，就像苏醒的火山一样，岩浆在山体里不停涌动翻滚，随时可能喷涌而出，没人可以阻挡。
阳历年和阴历年不同，到了隆武六年的冬天，黄历上显示的是十一月，换成公历的话就已经是1648年的12月，汪克凡判断姜瓖反正在即，金声桓也眼看坚持不住了，就亲自来到吉安府，率领汪晟等部五万余人，对包围南昌府的清军发起进攻。
沿赣江顺流而下，楚军连克吉水、峡江、新淦三县，逼近临江府的府城清江，距离南昌府的丰城县不过百里之遥。
此时的南昌府，已经被谭泰包围了五个月，清军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南昌城同其他州县的联系。同时大肆抢掠，驱迫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挖掘濠沟，在赣江上建造了三座浮桥，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一餐粥，每天都有很多人突然倒毙，妇女由八旗兵各营分而取之，昼夜奸淫，南昌周围数十里，田地树木，房屋坟墓都被破坏殆尽。
金声桓和王得仁仗着南昌城高墙厚，一直在坚持，但城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他们多次率兵出城逆袭，因为没有援兵的配合，始终无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圈，只好紧闭城门，固守不出，又派出死士突围而出，再三向汪克凡求援。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中的粮食越来越少，米价涨到六百两银子一石，最后干脆断粜，金声桓和王得仁杀人而食，拆屋而炊，望眼欲穿地等待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