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视失业为一种堕落不是所有穷人都是失意者。有些身陷城市贫民窟的穷人会对自身的处境安之若素。劝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泥淖，他们会怕得发抖。哪怕是有骨气的穷人，要是他们陷入贫困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问，一样会不思改变。他们相信事物的秩序是永远不变的，对现状又敬又畏。除非来了一场灾难——战火、瘟疫或集体的危机——他们才会明白所谓“永恒秩序”的易逝不居。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他们是失去继承权和遭剥夺的人，每有群众运动出现，就会忙不迭振臂相迎。17世纪英国清教徒革命的成功，新穷人居功厥伟。圈地运动期间（见第5节），数以千计的地主赶走他们的佃户，把田地改成牧“强壮和积极的农民，变成了受薪工人或乞丐……城市街衢满目都是贫民。”为克伦威尔的新军充实兵员的，正是这些遭剥夺的群众。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革命的主要支持者是破了产的中产阶级。今日英国潜在的革命者不是工人，而是被剥夺了特权的公务员和工商业者。这个阶级对过去的丰裕生活和统治地位记忆犹新，所以难以自安于目前紧缩了的经济状况与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到最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会周期性地大量出现一种新类型的穷人，而他们的出现，毫无疑问助长了当代群众运动的兴起和扩大。直至前不久，新穷人主要是来自有产阶级（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里的有产阶级），然而，到了最近，普通工人也开始扮演起新穷人的角色，这大概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向以来，工人只要能得到最起码的温饱，就会自感是传统的穷人。不管年景是好是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穷。遇到再严峻的经济萧条，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是什么有乖常理的事。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经济萧条和失业的意义却为之一变。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视失业为一种堕落。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不公正的秩序的剥夺与伤害，所以愿意倾听那些呼吁重新洗牌的人说话。赤贫者21．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民过的是目标鲜明的生活。他们拼命为填饱肚子而挣扎，完全不会为闲愁所困扰。他们的目标具体而直接。有饭吃就心满意足；能够饱着肚子上床睡觉是一种成就；每一笔意外之财都是一个神迹。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会需要“一个使人生有意义和庄严的超个人目标”呢？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著名的激进派党人会群集莫斯科，就是知道他们必须想办法把赤贫者争取过来。巴拉巴诺夫(Balabanoff)这样说：“我在这里看到那些毕生为理想而活的男男女女。为了实现理想，他们不惜自愿放弃享受、自由、快乐与家庭，来这里全力对付人们饥寒的问题。”①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22.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托克维尔在研究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状况时，惊讶地发现：“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法国的繁荣昌盛都没有高于大革命前的那20年。”为此，他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法国人的处境愈好，愈觉得自己的处境难以忍受。”法、俄两国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爆发时已拥有全部农地的近1/3，而这些土地大多是在他们祖父一代即已取得。所以说，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不是生活真有多困苦，而是因为尝过土地的甜头，想要得到更多土地。由此可以推知，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斯大林密友基诺夫(Kirov)会在1934年12月被暗杀也许不是个巧合，因为其时正值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动结束、一个繁荣愉快的新时代将要开始之后。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这一点，不管是在我们正趋近一个目标还是离开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应许之地刚刚在望还是我们被剥夺的继承权仍在望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在我们即将得到财富、自由还是快要成为穷人或被奴役的情况下皆适用。23．拥有而后不满已经拥有许多而想拥有更多的人，其失意感耍大于一无所有而只想拥有一点点的人。另外，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也会比缺很多东西的人更不满。24．奢侈品与必需品我们追求奢侈品的时候会比追求必需品的时候更勇猛。情况往往是，到我们不得不放弃追求奢侈品的时候，我们的必需品也会开始短缺。25．盼望那看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希望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地行动。也可以训练和培养人的耐性。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短程的希望还是远程的希望。一个兴起中的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基督宗教初兴时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近在咫尺；穆罕默德把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悬在信徒面前；雅各宾党人应许立刻兑现的自由与平等；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与土地；希特勒许诺立刻撕毁《凡尔赛和约》以及让人人都有工作。然后，当一个运动已经得势，它就会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梦想与愿景。对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而言，它的首要关心是维持现状，所以它会鼓励顺从与耐性，教他的追随者一个道理：“若盼望那看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①所有的建制化群众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斯大林主义就像所有的建制化宗教一样，是一种人民的鸦片。②自由的穷人26.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奴隶都是贫穷的，但在奴隶制度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发生群众运动的机会并不大。奴隶之间的绝对平等，以及奴隶区域之内紧密的团体生活，都让失意感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会闹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解放的奴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不满来自自由带给他们的苦恼。自由对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亚于舒缓作用。选择的自由让个人得把失败的责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励多种多样的尝试，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失败与失意感。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①。普通的纳粹党员会力辩他们并未犯下任何罪行，这并不是虚伪。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而且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又何来责任可言。他们会参加纳粹运动，不就是为了得到免于负责任的自由吗？由此看来，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18世纪的法国农民之所以会被法国大革命吸引，正因为他们不再是农奴而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样的，俄国农民要不是已获得一代或以上的自由并尝过私有土地的滋味，大概就不会加人布尔什维克革命。27。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②。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一个群众运动在其积极阶段会打压个人自由，但此举并未拂逆其追随者的意愿。法国历史学家勒南(Renan)说过，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①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只有当运动过了它的积极阶段，凝固为一些稳定的制度模式以后，个人自由才有抬头的机会。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越短，人们越会觉得造就个人自由是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终结。另外，积极阶段越短，被群众运动推翻和取代的那个极权体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越暴虐。28.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的人那些觉得自己生命败坏了和荒废掉的人，会渴望平等与博爱多于渴望自由。如果他们为追求自由奔走呼号，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种建立平等与博爱的自由。对平等的激情是一种对匿名(ano．nymiLy)的激情：想要成为构成一件外衣的众多丝线之一，一根无别于其他丝线的丝线。这样，就没有人会把他指出来，与别人比较，让其低劣无所遁形。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目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一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29.少数人的热望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有创造力的穷人30,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无创造力者在纳粹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将在第111节加以讨论）有所归属的穷人31．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如果一个穷人是某个紧密团体（部落、关系亲密的家族、宗教团体等）的一员，则他较不容易产生失意感，也因此较不容易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一个人愈是不把自己看成能够决定自己现状与前途的独立自主个体，就愈不会把自己的贫穷归因于自己的拙劣。一个紧密团体的成员，其“革命燃点”要比独立自主的个人高。需要更悲惨与更屈辱的际遇，才能让他揭竿而起。在一个极权社会中，革命会爆发，一般都不是因为人们对压迫，和困苦的怒火趋于沸腾，而是由极权架构发生松动所导致。中国社会较不容易出现群众运动，大概是中国人家庭观念牢固有以致之。“欧洲人“为国捐躯的观念和行为，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家族并不会从这种牺牲中直接受益，反而会因而丧失掉一个成员。但反过来，“为了让家属获得丰厚报酬，一个中国人却会愿意代替一个待决之囚赴死。”①由此可见，一个群众运动想要赢得大量信徒，必须拆散所有既有团体的纽带。理想中的潜在信徒，应该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不属于任何集体，没有泯灭自我的方法，无法靠团体来掩盖自己的渺无意义和寒酸。一个群众运动若遇到正在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就会有机可乘，满载而归。反之，如果碰到的是组织完好无缺的团体，就必须予以打击和分化。近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开始强化家庭制度，鼓励人们忠于国家、种族和宗教，这显示出，该运动已过了动态阶段，已经建立起新的生活模式，目前的首要关心变成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共产主义仍然处于奋斗阶段，所以竭尽所能去分化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向心力。32．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的态度相当有趣。几乎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竭尽所能加以损害和分化。方法包括打击父母的权威、鼓励离婚和生私生子、接管哺养教育儿童的责任等。拥挤的居住环境、放逐、集中营和恐怖手段等同样有助于削弱和分解家庭。尽管如此，论对家庭的嫉妒，仍然没有一个当代群众运动能够超过早期的基督宗教。耶稣就曾不讳言地说过：“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①及至有人告知他母亲和兄弟就在外头，要和他讲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接着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②当一个门徒想请假去埋葬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③①《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5至37节。②同上，第12章第47至49节。③同上．第8章第22节。他看来已经预见，因为要求信徒狂热地憎恨敌对者，他的运动势必会引起丑陋的家庭冲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①一个传扬爱人如己的人竟会反对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尽管奇怪，却是事实。提倡“兼爱”的中国圣哲墨子会受到孔门弟子的驳斥，诚属理所当然，因为儒家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②他们认为“兼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家庭杀手。据说，圣伯尔纳（St．Bemalrd）③的讲道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致“母亲要藏起儿子，妻子要藏起丈夫，不让他们见到他，以免会被他诱惑走。他也真的拆散过很多家庭，那些弃妇多得组成了一座女修道院”。毋庸说，家庭的衰落．（不管衰落出自何种原因）会自然而然助长集体精神，让人易于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日本的侵略明显削弱了中国紧密的家庭制度，并导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近期在中国愈来愈壮大。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家庭主要是被经济因素削弱和瓦解。妇女经济独立助长了离婚。年轻人的经济独立则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加速家庭提早分裂。大工业中心对农村和小镇人民的吸引力，也造成家庭纽带的紧张和断裂。这些因素削弱了家庭，助长了现代集体精神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和人口大迁移政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灭和拆散了数以百万的家庭。另一方面，英美的空袭，从东欧和南欧驱逐900万德国人，以及战后迟迟不肯遣返战俘之举，对德国家庭的破坏，不亚于希特勒对欧洲家庭的破坏。在充满这么多分崩离析家庭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善，欧洲要怎样才能回复正常、保守的社会形态，令人难以想象。33，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落后国家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会产生不满情绪，主要不是因为西方人的高压剥削所致，那毋宁是共同体的向心力被粉碎或削弱的结果。文明的西方世界把自我改善的观念带给了落后地区，但也因此带来了个人的失意感。西方带来的所有好处，都不足以替代过去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的庇护和安慰。哪怕一个西化的土著事业有成，他仍然会不快乐。他会感到赤裸裸和孤苦无依。现在出现在很多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和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西方殖民国家把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这两件礼物带给了土著。他们企图教导他们自立自足，但实际造成的只是个人孤立。那无异于把一个不成熟和准备不足的个人从群体中扯离，把他委之于神学家霍米亚科夫(Khomiakov)所说的“在自己无能之下的自由”(thefreedomofhisownimpotence)④。今天群众运动会在西方和在被西方殖民的国家之间蔚为风潮，正是人们强烈渴望摆脱无能无目的感的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因此，即使没有俄国人推波助澜，目前在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会带来的，也很可能是一些多少集体化的社会而非民主社会。一个专事剥削的殖民政权想要长治久安，就应该鼓励土著加强他们的集体纽带。应该在他们中间鼓吹平等和手足情谊。因为被统治者彼此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大，个人落寞的情绪就愈少；这样，困苦转化为失意感和叛乱的过程就可以被防患于未然。当“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着力于削弱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纽带时，它将不会奏效。把一个村庄、部落或国家分割为独立的个人，并不能窒息或消除当地人民的反抗心理。有效的分化政策是培养尽量多的团体（种族的、宗教的或经济的），使它们互相竞争和猜忌。即使一个殖民国家完全出于善意，一心以把繁荣进步带给落后地区的人民为念，它还是必须尽所能保存和强化原有的组织形式。它不能只把焦点放在个人，而必须把革新和改良灌注到部落或村落里去，使部落或村落得以整体进步。一个落后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大概都少不得一个坚强的团体行动架构。日本现代化的空前成功，就是在团体行动和群体意识的热情气氛中取得的。苏联占便宜的地方（除了没有种族偏见）是它有一个现成的、有效的集体行动架构。因此它可以罔顾甚而扫除殖民地各种既有的团体纽带，而不怕会引起个人不满并演变为叛变。对本地人进行苏维埃化并不会让他们孤孤单单落人一个带敌意的世界，他们会以一个紧密团体成员的身份展开新生活，而这个团体的紧密性和凝聚性要比他们原属的氏族或部落犹有过之。这种加强共同体凝聚力的方法除了可以安抚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情绪，也可以用于安抚殖民工业国家内工人的不满情绪。雇主要是想工人安于工作，竭力从事生产，那他使用分化的方法——也就是在工人间挑拨离间的方法——将无法达成目的更符合他利益的做法毋宁是使工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若能把雇主包含在这个整体中就更好了）。一种强烈的团结感，不管是种族、国家或宗教上的，无疑是防止工人不安分的最有效方法。经验显示，当工人感觉自己是团队的一员，他的生产力将会是最大的。任何企图扰乱或拆散这团队的政策都一定会引起严重麻烦。“按个人表现发奖金的鼓励办法总是弊多于利……倒不如按照全体工作成绩表现颁发团体奖金，最好是连工头都包括在内……这样做看来更能促进生产力，而工人方面也会更满意。”34．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予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因此，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取得成功，必须从最早阶段就发展出紧密的组织和一种把加盟者整合起来的能力。依主义的真确性和承诺的可实现性去判断一个群众运动的存活能力是徒劳的。真正有效的判断标准是看它的组织能不能迅速和完全把失意者融合起来。凡是有几种新信条互相竞争信徒的地方，会胜出的都是集体组织最完美者。在罗马帝国境内竞争的众多信仰与哲学派别中，只有基督宗教是一开始就发展出紧密组织的。“基督教会没有一个对手拥有它那样强有力而凝聚的结构。没有其他的势力能让它们的信徒感受到，他们进入了一个紧密无间的共同体。”①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超越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靠的也是紧密的组织。同样的，纳粹运动能打败1920年代德国多如雨后春笋的其它民粹运动，亦是因为希特勒很早就体认到，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再怎样强调凝聚性也不为过。他知道失意者的主要渴望是“有所归属”，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一个组织把个人空间压缩得多小都不嫌过火。35.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最有利于群众运动兴起和传播的环境，是一个原本就有紧密组织但却因为某种理由而处于解体中的社会。基督宗教兴起和扩散的时代，就是“一个有大量人流离失所的时代。那些原本紧密的城邦一部分被一个大帝国所吞没……而旧有的社会与政治群体不是已经弱化就是已经解体。基督宗教传教最成功的地方是城市，因为城市里住着“数以千计离乡背井的人，有些是奴隶，有些是自由人，有些是商人，他们都是被迫或自愿从其世代居住的环境里分离出来的”③。反观在传统生活方式未受严重扰乱的乡村地区，基督宗教的发展并不理想。居住在乡间或荒野的异教徒继续死守着古代信仰不放。类似情形也见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兴起的19世纪后半叶：“在那几十年间，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和都市化使大量人离乡背井。因为经济上极不安定和心理上适应不良，他们很容易为煽动性的宣传所感染，不管那是来自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宣传。”看来这是一条一般法则：当既有的集体纽带弱化，供一个群众运动兴起的条件就告成熟，并会最终建立起一种新的和更有活力的紧密集体。当一个无所不管的教会控制力松弛，新的宗教运动往往就会出现。韦．尔斯(H.e．Wells)指出，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人们“反对的不是教会的权力，而是它的弱化---教会内外发动反教会运动，并非要从宗教的控制下获得释放，而是希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样的宗教控制”②。如果一地的宗教情绪已经被启蒙运动动摇，那代旧教会而崛起的，就会是一个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运动。法国大革命——一它同时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真正要反对的不是天主教会和旧王朝的专制，而是它们的软弱无能。当一个极权社会的人民揭竿起义时，他们要反对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在社会纽带强固的地方，群众运动难以找到立足点。不管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离散时代，犹太人的高度凝聚性大概就是基督宗教难以打入犹太人中间的原因之一。圣殿被毁一事如果对犹太人的凝聚性有任何影响的话，那就是让这种凝聚性更强。从前流向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后来，当基督教会有权力把犹太人隔离在隔都（ghetto）①，却反而更加固了犹太人的凝聚力，无意中让犹太教得以历许多个世纪而不衰。不过，“启蒙运动”的来临却动摇了犹太教的正统和隔都的墙。犹太人在一夕间发现自己成了孤单的个人，无助地置身在充满敌意的世界。这样的事，自约伯(Job)和《传道书》的时代以来，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再没有集体是可以让他们融入其中的。犹太会堂和聚会所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而2000年来的传统与偏见也让他们无法完全融人异教徒的集体中。因此，现代犹太人成了自主性最高的个人，也就无可避免是失意感最深的。这就不奇怪，很多现代的群众运动都在犹太人中间找到了现成的信徒。他们也挤满各种可以通向舒缓失意感的道路，例如忙于赚钱或移民，或是一头扎进追求物质性的成就和创造性工作，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当然，还是有一个微弱的集体是一个犹太人可以自力创造的，那就是家庭。但在欧洲，犹太人这唯一的荫庇所却被希特勒的集中营与煤气室所绞碎、烤焦。因此，今天的犹太人（特别是欧洲的犹太人）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是更理想的群众运动皈依者。犹太复国运动不迟不早，偏偏在犹太人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出现，仿佛就是上帝的旨意。它用一个新的集体抚慰了犹太人的个人孤立。以色列确确实实是一个稀有的荫庇所：它既是家园，又是家庭；既是国家，又是革命政党。德国的近代史也为集体纽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供了例子。在德皇威廉主政的时代，真正的革命运动很难兴起。德国人对于德皇的极权与专制感到满意，哪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仍然没有改变德国人的这种偏爱之心。1918年的革命只是一起人为事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威玛共和，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只是一段可厌和屈辱的回忆。由于习惯了接受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服从权威，松懈的民主政体让他们觉得乱七八糟。他们震惊于“他们必须参与政府，选择一个政党和对政治事务作出判断”①。因此，他们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整体，一个比德皇时代更为刚强果断、无所不管和雄壮威武的政府——第三帝国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一经站稳，就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众革命。只要纳粹的统治集团愿意扛起一切责任、下达各种大小决策，民间就不会有反对声浪。只有当纳粹纪律废弛，极权统治松懈，危险才会出现。托克维尔有关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论述也适用于其他极权秩序：它们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②健全的集体结构会对群众运动免疫，而瓦解中的集体结构则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军队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得到证明。几乎从未有过一支组织健全的军队发动宗教运动、革命运动或民旅主义运动的例子。相反的，解体中的军队——不管其解体是因为有秩序的复员还是因为士兵士气低落而纷纷开小差——则是群众运动的沃土。刚脱离部队的人是群众运动理想的招募对象，而在所有当代群众运动的最早期依附者之中，都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感到孤单，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平民生活中茫然若失。独立自主生活所包含的责任感和不确定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他们渴望确定性，渴望同志情谊，渴望可以不用负个人责任。总之，他们憧憬的是迥异于竞争性自由社会的东西——而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提供他们向往的弟兄之爱和再生气氛。①
